恐怖主义事件的风险模型
发布时间：2013-07-15 11:09:08 作者：李金秋/编译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CFP/图
怡安菲尔德影响预测部门政治风险模型的开发主管马克·林奇（Mark Lynch）说：“最近发生在伦敦和巴黎的暴力事件以及发生在波士顿的马拉松爆炸案件表明，恐怖分子诉诸简单的战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使用日用品（伦敦和巴黎事件用的是刀，波士顿案件是在高压锅中放入容易获取的化学品）。要阻止类似的案件发生十分困难。”
一些单独的个体和组织致力用暴力活动来表达其不满，他们对社会的威胁长期存在。过去，主要的目标是政府官员，最具代表性的是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身亡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然而，最近恐怖分子已经大范围地扩展了他们的目标：在公共场所埋设炸弹、劫持飞机、绑架或劫持工人或商界人士作为人质（例如，最近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天然气厂的袭击事件）和其它随机的暴力行为。现在，旷日持久的混乱在许多国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尤其是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和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已成为或濒临成为战区。
虽然西方国家和较发达的国家没有位于这一行列当中，但是，他们仍面临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过去40年中，美国、英国、西班牙、德国、黎巴嫩和其它地方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袭击，导致数千人死亡和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恐怖主义为何猖獗
林奇说：“恐怖主义持续不绝是因为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作用。恐怖主义有时会成功，客观上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他列举了1972年在慕尼黑发生的针对以色列奥运代表团发生的绑架和谋杀案。这一事件明显增加了世界对于以色列占领和夺取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领土，而致使巴勒斯坦人不满的认知。1983年发生在黎巴嫩的针对美国海军的轰炸事件，迫使美国结束了其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
林奇说：“恐怖分子团体设法维持他们的曝光度，并设法传递他们的信息。”他们高调的行为也“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在他们同龄的群体内提升其成员的地位”。如果一次袭击获得成功，就会产生类似盲目的模仿。在伦敦，一名英国士兵被刺死；在巴黎，也有一名法国士兵被刺死。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比其它国家有更多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700多年来与爱尔兰的冲突，并且在1922年达成一项协议，即一个岛分裂成两个国家——北爱尔兰仍是英国的一部分。
相对平静后，随着英国伦敦德里的当地政府严厉地镇压示威游行活动，1968年冲突再次爆发。在接下来的30年中，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经历了一连串的爆炸事件、定点清除、暴动和其它暴力事件，直到1998年4月10日达成了《北爱和平协议》，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合作关系，并带来了和平措施。
对“麻烦”的反应从野蛮变为温和，但是这也为保险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发生在伦敦金融区毕邵普斯盖特旅馆（Bishopsgate）的爆炸事件，导致了大量的财产损失以及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后果，在这一事件发生后，英国建立了再保险池，以应对那些恐怖主义风险。
尝试建立恐怖主义风险模型
恐怖事件多发产生了预测恐怖主义威胁和其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提供更准确信息的需要。简而言之，因为保险业能够模拟自然灾害风险，从而要求保险业模拟恐怖主义风险。林奇和他的怡安菲尔德同事们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并已经制作出了覆盖英国和德国的第一个模型。以此为起点，他们会分析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然后再转向美国和拉丁美洲。
他们制作的蓝图说明，“虽然恐怖主义模型在灾难模型方面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但在发生了许多来自恐怖活动造成的重大市场损失后，其作用更加突出。”结果是，相比于自然风险，这就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风险”。更强调专家意见的有效性、灵活性和定性分析。
蓝图图谱的特征是由“重点地区”内潜在目标地图组成。选择的这些地点都具有战略重要性。这些地图能把潜在目标和保险覆盖属性关联起来。这些目标是在“当地的安全顾问和政府机构的帮助下进行配置的”。他们展示了推测出的来自20多种不同袭击类型的“破坏曲线”，其中包括实际的爆炸试验。模型能够压缩针对财产、业务中断、生命、意外和健康线的风险。
林奇说，许多目标具有“象征性”。它们包括“机场、火车站和其它交通站点”。20种不同的袭击类型从单独个人使用小刀或其它武器进行袭击——林奇指出这几乎是无法预测的，到核武器的使用，再到较小范围内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
林奇解释说，虽然核效果最猛烈，但这也是最不容易发生的。“利用核设备的攻击需要国家赞助，还必须跨国界运输，引爆它也非常困难，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大多数我们的顾问认为受到核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于来自生化武器的潜在威胁，他也不予重视，因为近距离内非常致命，但是它们扩散得相当快，而且能够被快速分析。例如，林奇引用沙林毒气对日本东京地铁进行攻击的例子。邪教组织攻击的目标是“要杀死数千人”，但相比较来说，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死亡或受伤。
“真正的威胁来自较低级的常规武器，尤其是自杀式炸弹。把炸弹放置在闹市区——如在伦敦和马德里的爆炸案及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和严重的财产损失。林奇指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尤为致命的，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引爆他们身上的炸弹，从而试图制造最大数量的人员死亡、最大限度的伤害和破坏。
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本质根据他们寻求的东西不同及其组织的不同而不同。林奇说，虽然许多攻击者声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但是“他们通常是较小的自发组织的团体或单位”。“基地组织已经更像是一个专利。他们使用这个名称使他们的信息得到重视，并获得更多的宣传。”
建立模型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个人和小单位是最难进行建模和预测的。林奇说：“几乎不可能避免刀具攻击。要这样做，唯一的方法是增加监督，但是我们资源有限。”然而，他估计，安全服务做得不错的话，能预防大约80%的潜在恐怖袭击，但是要阻止全部恐怖袭击是不可能的。
对于任何给予潜在目标的个人威胁等级，应对微观世界的恐怖主义模型都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宏观世界因素，正在进行的战争、革命和旷日持久的冲突等为恐怖主义行为提供了托词。世界一连串的动荡地区，包括北非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几乎所有的中东地区、车臣、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尤为突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
林奇解释说，因为许多投入的个人加入到一边或另一边，在短期内，这些冲突实际上减少了恐怖主义在其它国家的威胁。法国预计，约有50名法国公民在叙利亚参加战斗，英国估计的数字则在100人左右。
然而，这些个人经验增加了他们带来的长期威胁。许多从这些冲突地区回来的人已成为久经沙场的游击队员，他们有广博的知识，知道如何构造和放置炸弹或实行武装袭击。他们可能也有已经建立的基地，从那里来进行操作和供给武器和爆炸材料。
林奇指出，尝试创建一个应对恐怖主义的精确模型或许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肯定是一个尤为困难的任务。“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变化。”尽管如此，怡安菲尔德已经把2015年设定为目标，因为在这一年公司将完成大多数国家针对恐怖主义风险的模型。在确定这些国家所面对的风险方面，这会是意义深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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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安菲尔德影响预测部门政治风险模型的开发主管马克·林奇（Mark Lynch）说：“最近发生在伦敦和巴黎的暴力事件以及发生在波士顿的马拉松爆炸案件表明，恐怖分子诉诸简单的战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使用日用品（伦敦和巴黎事件用的是刀，波士顿案件是在高压锅中放入容易获取的化学品）。要阻止类似的案件发生十分困难。”
一些单独的个体和组织致力用暴力活动来表达其不满，他们对社会的威胁长期存在。过去，主要的目标是政府官员，最具代表性的是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身亡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然而，最近恐怖分子已经大范围地扩展了他们的目标：在公共场所埋设炸弹、劫持飞机、绑架或劫持工人或商界人士作为人质（例如，最近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天然气厂的袭击事件）和其它随机的暴力行为。现在，旷日持久的混乱在许多国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尤其是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和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已成为或濒临成为战区。
虽然西方国家和较发达的国家没有位于这一行列当中，但是，他们仍面临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过去40年中，美国、英国、西班牙、德国、黎巴嫩和其它地方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袭击，导致数千人死亡和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恐怖主义为何猖獗
林奇说：“恐怖主义持续不绝是因为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作用。恐怖主义有时会成功，客观上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他列举了1972年在慕尼黑发生的针对以色列奥运代表团发生的绑架和谋杀案。这一事件明显增加了世界对于以色列占领和夺取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领土，而致使巴勒斯坦人不满的认知。1983年发生在黎巴嫩的针对美国海军的轰炸事件，迫使美国结束了其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
林奇说：“恐怖分子团体设法维持他们的曝光度，并设法传递他们的信息。”他们高调的行为也“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在他们同龄的群体内提升其成员的地位”。如果一次袭击获得成功，就会产生类似盲目的模仿。在伦敦，一名英国士兵被刺死；在巴黎，也有一名法国士兵被刺死。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比其它国家有更多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700多年来与爱尔兰的冲突，并且在1922年达成一项协议，即一个岛分裂成两个国家——北爱尔兰仍是英国的一部分。
相对平静后，随着英国伦敦德里的当地政府严厉地镇压示威游行活动，1968年冲突再次爆发。在接下来的30年中，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经历了一连串的爆炸事件、定点清除、暴动和其它暴力事件，直到1998年4月10日达成了《北爱和平协议》，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合作关系，并带来了和平措施。
对“麻烦”的反应从野蛮变为温和，但是这也为保险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发生在伦敦金融区毕邵普斯盖特旅馆（Bishopsgate）的爆炸事件，导致了大量的财产损失以及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后果，在这一事件发生后，英国建立了再保险池，以应对那些恐怖主义风险。
尝试建立恐怖主义风险模型
恐怖事件多发产生了预测恐怖主义威胁和其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提供更准确信息的需要。简而言之，因为保险业能够模拟自然灾害风险，从而要求保险业模拟恐怖主义风险。林奇和他的怡安菲尔德同事们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并已经制作出了覆盖英国和德国的第一个模型。以此为起点，他们会分析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然后再转向美国和拉丁美洲。
他们制作的蓝图说明，“虽然恐怖主义模型在灾难模型方面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但在发生了许多来自恐怖活动造成的重大市场损失后，其作用更加突出。”结果是，相比于自然风险，这就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风险”。更强调专家意见的有效性、灵活性和定性分析。
蓝图图谱的特征是由“重点地区”内潜在目标地图组成。选择的这些地点都具有战略重要性。这些地图能把潜在目标和保险覆盖属性关联起来。这些目标是在“当地的安全顾问和政府机构的帮助下进行配置的”。他们展示了推测出的来自20多种不同袭击类型的“破坏曲线”，其中包括实际的爆炸试验。模型能够压缩针对财产、业务中断、生命、意外和健康线的风险。
林奇说，许多目标具有“象征性”。它们包括“机场、火车站和其它交通站点”。20种不同的袭击类型从单独个人使用小刀或其它武器进行袭击——林奇指出这几乎是无法预测的，到核武器的使用，再到较小范围内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
林奇解释说，虽然核效果最猛烈，但这也是最不容易发生的。“利用核设备的攻击需要国家赞助，还必须跨国界运输，引爆它也非常困难，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大多数我们的顾问认为受到核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于来自生化武器的潜在威胁，他也不予重视，因为近距离内非常致命，但是它们扩散得相当快，而且能够被快速分析。例如，林奇引用沙林毒气对日本东京地铁进行攻击的例子。邪教组织攻击的目标是“要杀死数千人”，但相比较来说，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死亡或受伤。
“真正的威胁来自较低级的常规武器，尤其是自杀式炸弹。把炸弹放置在闹市区——如在伦敦和马德里的爆炸案及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和严重的财产损失。林奇指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尤为致命的，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引爆他们身上的炸弹，从而试图制造最大数量的人员死亡、最大限度的伤害和破坏。
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本质根据他们寻求的东西不同及其组织的不同而不同。林奇说，虽然许多攻击者声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但是“他们通常是较小的自发组织的团体或单位”。“基地组织已经更像是一个专利。他们使用这个名称使他们的信息得到重视，并获得更多的宣传。”
建立模型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个人和小单位是最难进行建模和预测的。林奇说：“几乎不可能避免刀具攻击。要这样做，唯一的方法是增加监督，但是我们资源有限。”然而，他估计，安全服务做得不错的话，能预防大约80%的潜在恐怖袭击，但是要阻止全部恐怖袭击是不可能的。
对于任何给予潜在目标的个人威胁等级，应对微观世界的恐怖主义模型都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宏观世界因素，正在进行的战争、革命和旷日持久的冲突等为恐怖主义行为提供了托词。世界一连串的动荡地区，包括北非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几乎所有的中东地区、车臣、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尤为突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
林奇解释说，因为许多投入的个人加入到一边或另一边，在短期内，这些冲突实际上减少了恐怖主义在其它国家的威胁。法国预计，约有50名法国公民在叙利亚参加战斗，英国估计的数字则在100人左右。
然而，这些个人经验增加了他们带来的长期威胁。许多从这些冲突地区回来的人已成为久经沙场的游击队员，他们有广博的知识，知道如何构造和放置炸弹或实行武装袭击。他们可能也有已经建立的基地，从那里来进行操作和供给武器和爆炸材料。
林奇指出，尝试创建一个应对恐怖主义的精确模型或许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肯定是一个尤为困难的任务。“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变化。”尽管如此，怡安菲尔德已经把2015年设定为目标，因为在这一年公司将完成大多数国家针对恐怖主义风险的模型。在确定这些国家所面对的风险方面，这会是意义深远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