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以来,如果说互联网金融领域有什么大事的话,那么没有比余额宝的异军突起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了。从2013年6月底的66亿元基金规模到2014年2月14日突破4000亿元,站稳中国第一大货币基金,余额宝只用了半年多时间。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让近3亿支付宝用户的闲散资金、小额零花有了通过投资货币基金获得更大增值的渠道,而绕开银行购买基金繁琐的手续,又能通过移动互联网实时掌握收益情况变化,确实让金融知识相对缺乏的个人投资者享受到了理财的“乐趣”。
有人兴奋,当然也会有人恐惧。从宏观层面看,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势力给传统银行业带来的挑战无疑是颠覆性的。而从余额宝本身看,它所带来的“存款搬家”则对银行形成实实在在的冲击。余额宝问世以来,随着它规模的高速膨胀,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的质疑也逐渐多了起来。而以上周五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篇博文《取缔余额宝》为最。
文章的作者钮文新,新浪认证为“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本身也是金融媒体圈的一位资深人士。客观地看,这篇文章的逻辑粗糙,充斥了对余额宝武断性的指责,诸如“寄生虫”“吸血鬼”“暴力”等等。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则是标题中高举起的“取缔”大棒。加上“央视评论员”的身份,被各种公媒体、自媒体过度放大,从而引起一场事关“互联网金融存亡”的轩然大波。
先让我们看看他要求“取缔”的根本理由是什么。钮文新在博文中开宗明义:“当老百姓沾沾自喜于手机账户中又多了几块钱利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余额宝哪里只是冲击银行?它所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
这个“帽子”扣得端实有点吓人。其逻辑是:老百姓把银行卡里的活期存款转出,放到与余额宝挂钩的货币基金中,获取了远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也大大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的收益率;而与余额宝挂钩的货币基金90%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其利率必然要高于老百姓投资基金的收益率,否则就会亏损。如此的“存款搬家”,就大大抬升了银行从居民中融资的成本。银行融资成本上升了,为了获取利差收益,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也要相应上升,从而导致全社会融资成本的上升。
这样一个静态的推论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主要基于的是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一个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收益率水平怎么能够简单地说它是“动了企业贷款者的奶酪”呢?况且,与余额宝挂钩的天弘增利宝基金只是众多货币基金中的一个,而且目前其6%的收益率也并不是最高的。正像2月23日微信公众号《央行观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余额宝们只是资金价格的一个跟随者”而已。如果说余额宝“暴利”,是“吸血鬼”,那么整个货币基金恐怕都不能逃脱这个罪名。余额宝之所以成为传统势力的攻击的目标,或许因为它是互联网化的,发展太快了,太大了。
我们再来看看余额宝的本质。余额宝本身并不是一个投资工具,真正的投资工具是与其挂钩的货币基金。换句话说,投资者收益的高低和余额宝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取决于货币基金管理者的运作能力。就本质而言,余额宝只是资金的一个入口,但是由于借助了支付宝这样一个沉淀着巨大资金量的互联网金融工具,使得它成为一个令传统银行业惊惧的“吸金器”。而老百姓愿意把银行卡里的闲钱通过余额宝去获取更高收益,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你要通过行政力量去阻拦它,恐怕就是真正的“暴力”了。
如果把《取缔余额宝》作者的逻辑推演一步:老百姓应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把钱留在银行的活期账户上,接受银行对其进行超低利息的盘剥,“为维持全社会融资成本的低水平”作出贡献。老百姓做“雷锋”,而银行则继续坐食存贷差的暴利。这样的逻辑就有些“只许州官放火”的逻辑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宁愿看到的是,余额宝们引发的“存款搬家”对传统银行业赖以生存的吃利差的盈利模式产生冲击,倒逼其提高运营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真正适应未来利率市场化下的生存环境。
去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迈出了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而存款利率市场化这另外一只靴子迟早是要落下的。余额宝们引发的“存款搬家”恰逢其时地吹响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集结号。对此,我们是乐见其成、合理引导?还是当成洪水猛兽,横加扫涤,结论不言自明。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
相关链接:钮文新博文《取缔余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