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广道
过去这一年，我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加强战略对接、务实合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稳步推进，一批国际产能合作标志性工程落地，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正式通车，从投融资、技术标准到运营管理维护，全部采用中国标准，标志着中国铁路首次实现全产业链“走出去”。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的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副主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谈及“一带一路”建设时表示，“一带一路”为以结构调整为推动力的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带来机遇，但推进“一带一路”也面临地缘政治和国际金融两大战略风险。在他看来，沿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都要高度重视。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我国海外利益集中分布在政治经济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国家风险管理、保护我国海外利益，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重大课题。
据日前瑞再企商发布的一份题为《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及其对商业保险的影响》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7月底，根据可得数据，已知的“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达700多项，我国作为投资者或承包商参与其中。其中信息较为完备的项目有590个，总价值达1.2万亿美元。这些项目覆盖了基础设施、农业、文化交流和旅游等不同行业，但其中74%的项目都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类，占项目总价值的86%。
“建议统筹我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从战略层面加强国家风险管理，充分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积极建设全球国家风险数据库，搭建国家风险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王毅表示，近年来，企业海外经营面临的国家风险愈加凸显，比如，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战争和内乱不断，导致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多个项目被迫中断；阿根廷马克里政府上台后重新审查中国投资项目，企业已停工一年有余，目前仍未完全复工。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既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也有企业自身风险管理不到位的原因，特别是在国家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值得重视”。王毅说,随着“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对外贸易、工程承包和对外投资有了较大进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企业、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对国家风险这个概念缺乏深入了解，甚至不知道国家风险的多种表现形式和丰富内涵，更谈不上制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然而国家风险一旦发生，则会使企业面临巨额损失。为此，他建议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保护本国海外利益的经验，大力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实施中形成制度化安排，将出口信用保险内嵌于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
实际上，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和“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已显著增强，日益成为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金融工具。据瑞再企商报告预计，已规划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将产生70亿美元的商业险保费，而中国保险公司可从中获得55亿美元，财产险、工程险和水险将最为受益。在已规划项目的基础上，截止到2030年，“一带一路”后续项目还可带来270亿美元的商业保费收入。其中，高达160亿美元的保费可归于中国保险公司。据估计，从2015年到2030年，“一带一路”规划将推动建设和贸易相关险种保费增长230亿美元。
“但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相关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建设相对滞后，境外服务网络更是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口信用保险护航我国企业‘走出去’作用的发挥。”为此，王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建设，扩大服务网络，延伸服务触角，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开放型经济发展。
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宏利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香港）高级区域总监龙子明看来，虽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离不开保险的支持，但如何将优秀、先进的保险理念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样重要。
“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发展迅猛，而这一定离不开保险知识、保险理念的普及。目前，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在这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而这些也正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紧缺的。”为此，龙子明建议应将保险教育纳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来，让保险教育和保险护航并驾齐驱，在经济融通的同时，让民心也相通起来，以此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