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康民
党的十九大之后，天津市卫计委与天津保监局携手，大力推动基层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特地正式发出工作通知。一方面，通知积极推动医责险向基层延伸，扩大保险覆盖范围，指导保险行业针对基层医疗机构风险特点，量身设计保险产品、厘定费率，满足风险覆盖需求；另一方面，通知还积极推广医疗意外伤害保险，丰富保险保障形式。
天津保监局局长江先学向《中国保险报》记者表示，天津保监局会同天津市卫计委共同推动手术意外保险试点，将医疗意外引起的事故纳入医疗风险保障中，与医责险形成互补，扩大风险覆盖面。
这是天津保险业扎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一个缩影。
先行先试
医患纠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分担医疗机构执业过程中医疗过失纠纷与赔偿风险的社会承担机制，医责险率先在天津落地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早在2003年，太平洋产险天津分公司和人保财险天津市分公司就与天津卫生局签署合作协议，尝试推行医疗机构执业责任保险。
但由于缺少一套有效的医疗纠纷调解和处理机制，医患纠纷难以有效化解，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功能亦无法有效发挥。“医院逆选择的情况比较多，综合成本率在150%以上。”一位最早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除了赔付率较高的少数医院以外，大多数医院投保热情渐失，保险公司则亏损严重，医责险陷入尴尬境地。
针对这一改革困境，天津市政府颁布《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明确要求建立医责险制度，将其纳入医患纠纷调解机制，这是国内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推动医责险。随后，天津保监局与天津市卫计委下发专门文件，明确了医责险试点的各项政策。天津正式启动医责险试点。
江先学强调，天津医责险制度自实施以来，在化解医患纠纷、改善医疗秩序、分担医疗机构经济赔偿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天津医责险模式的最鲜明特点，在于成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医调委”）、三主险捆绑，且由两家保险公司组建共保体；此外要求，1万元以上的赔偿额必须上报天津市医调委调解。
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江先学说，通过反复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和伟大意义，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备受鼓舞，更加认识到在十九大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中，保险业将大有可为。具体来说，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医责险、食品安全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等责任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广阔；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商业养老保险不可或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大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大展拳脚。
动人心弦
201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天津市医调委的一间办公室内，人民调解员正在与患者家属进行第5次沟通。
事情的起因要从一个月前说起。一位花甲之年的女患者专门找到市里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神经外科最权威医生的专家号，期望这位医生为自己做手术。这位医生也表示，自己对这个手术很有信心，并向患者透露，康复希望很大。随后，医生为这名女患者进行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再通支架成形术，但没过两天，女患者出现颅内出血等异常症状，被送进了ICU，尽管院方进行了积极抢救，最终还是因为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找一位国内知名专家做手术，本来期望能够快些康复，未曾想患者3天内死亡，这事搁在谁身上都难以接受。患者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找院方要说法。经院方提议，双方决定到天津市医调委调解。
调解员接了这起纠纷案，一方面，患者家属索要巨额赔偿，一度和院方发生激烈争执；另一方面，调解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那位医生坚持自己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疏忽或者过失，话语中流露出充分的职业自信，说出了一堆一堆的专业术语和名词。
客观而言，那位医生确实是这一领域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而且讲出了一大套理论和病例，以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但调解员心里有数，如果事情真如该医生所言，没有任何疏忽和不当，只是一个术后并发症的意外死亡病例，那么，患者家属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毕竟人到医院时还是活生生的。退一步讲，发现患者不适后，医生真的无能为力吗？调解员决定，尽全力进行进一步调查，在医学专业领域至少能平等地与这位专家在一个话语体系内进行沟通交谈。
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这位调解员此前在铁路医院从事了多年的一线临床工作，但他并不是脑外科专业人士，有关这方面的知识，需要从头再学。为此，他查阅了相关资料和类似病例，并启动了“医学专家咨询”程序，以获得权威的解释。
最后，多位医学专家给出了中立的第三方评估：该案诊断治疗方面没有大的原则问题，但当事医生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应该考虑到多种不良因素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实施手术的最佳时间选择，这是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重要指征，所以，该医生在没有明确患者具体情况的时间段，贸然实施手术，为患者的死亡埋下了隐患。
这个评估等于认定了那位权威医生“小有过失”。当调解员拿出心脑血管科的医疗诊治规范、这类手术选择时机把握的相关文件时，那位大夫终于承认自己“有过失”，对调解员的调查举证心悦诚服。
“这中间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患者病程病例，加上专家组的意见，才让这位名气很大的大夫承认了过失，并愿意在调解书上签字承担责任。”这位名叫吴锦泉的人民调解员对记者说。
但是，在第5次与患方家属进行沟通调解时，一听说权威医生终于承认过失了，家属方面一度产生不再调解而直接诉讼到法院的念头。对此，吴锦泉又对患者家属进行劝解。他坦率地指出，这类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周期会很长，容易成为耗时费力的持久战，有些得不偿失。这种贴心式的交流，让患者家属听后不但感觉到了丝丝温暖，还增加了对他工作的理解和信任。
与医患双方充分沟通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水到渠成了。医患双方都对定责赔偿没有异议，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这起纠纷得到了顺利解决，患者家属还为吴锦泉送来了锦旗，以示感谢。
客观中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津市医调委属于第三方调解机构，重要特征是中立性，不偏袒医患任何一方。医调委的经费来自财政拨款，与医院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这是医调委保持中立、公正的重要原因。
天津市医调委办公室主任张有强告诉记者，医调委自2009年成立至今，每年接受的医疗纠纷案大约600起左右，调解的平均成功率在87%，2017年的调解成功率超过了9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前社会医疗主体的多元化，民营医院涉及的医疗纠纷案件同样在不断增长。张有强发现，在民营医院担责并应赔偿的案件中，由于民营医院投资者不愿意承担损失，调解的成功率较低。而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级以上医院，绝大部分都投保了医责险，即使确定医生担责赔偿，保险公司也会赔付一部分甚至全部，这降低了医院和医生的负担。医责险的投保理赔机制，为医疗纠纷的解决又增添了新的保障，使得很多案例可以快速结案。因此，民营医院也应考虑投保医责险。
采访中，太平洋产险天津分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谈起了另一起典型案例。天津河西区一家医院住进了一位70岁高龄的患者，患者家属因对院方的服务不满意，一直住在医院不走，占着病房两年之后，患者去世。事情发展至此，患方家属依然不搬走，一口认定医院在医护过程中存在过失，要求院方支付120万元的损害赔偿。这样的事态令院方非常为难，认为已仁至义尽，但患方家属依然情绪激动，所以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患方天天到医院闹事，院长苦不堪言，即使警方介入，患者家属还是待在医院不走，死者的尸体也一直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内。
最后，医患双方决定寻求第三方调解的帮助，他们走进了天津市医调委。经过调解员细致地调查、举证、沟通，患者家属初步同意不再去医院闹事，医院方面也承认确实在医疗服务中存在过失，但并没有直接导致患者死亡的关键过失，双方都愿意让步，期望坐下来好好谈谈。
但调解难度仍然存在，患方家属提出的是百万元以上巨额赔偿，调解员前期试探到院方的最高心理承受价位不超过20万元。如此巨大差额，使得这起纠纷的调解陷入泥潭。
但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心里有数，这样的案件如果经过耐心说服，双方各让一步，也还是有可能获得和解的。遇到“狮子大开口”的人，天津市医调委经验丰富的调解员自有一套专业的办法化解。他将患方家属带到医调委办公楼内的和谈室坐下来，对他们笑脸相迎，为他们端茶倒水。几分钟内沉默不语，任由患方家属发泄。在一个暖暖的环境内，患方家属的情绪很快就舒缓了。
这时候，调解员说话了：“大哥，大姐，你们索要这么高的赔偿有依据吗？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算出来的，还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算出来的，哪条法规哪条标准支持你们提出的这个数字？咱总得有个出处吧。”
这么一问，患方家属愣住了，他们知道，遇到了真正懂法的。调解员接着说：“咱总得依据法律法规，总不能随便说吧。”
“那您说，我们这个应该索赔多少？”患方家属的话明显见软。调解员心里有数，到这里，调解工作就走上了正轨。
十九大精神成热词
十九大以来，天津保监局党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学懂、弄通、做实”的重要要求，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同时，通过在机关大厅滚动播放大会视频、在全局干部微信群推送解读文章、建立党支部学习园地专栏等多种形式，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的热潮。江先学说，现在全局上下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情十分高涨，报告提出的许多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已经成为干部日常交谈的“热词”。
在江先学看来，十九大精神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中，报告高屋建瓴、深邃精辟，举旗定向、引领时代。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必须坚持学原文、悟原理，准确领会把握十九大报告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
近年来，天津保险业顺应时代需要和百姓需求，不断加快自身发展步伐， 2017年保费规模达到565亿元，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保险功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农业保险、大病保险实现全覆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在教育、医疗、养老、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落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