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险”眼欧洲养老金制度改革：困兽之斗
发布时间：2019-10-21 11:59:38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实习记者 许予朋
9月份，法国人民漫长的暑假结束了；9月份，随着马克龙政府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新启动，新一轮罢工再次开启了。
9月13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在白天高峰期提供的公交服务不足合同规定的一半；9月16日，法律界人士、医护人员、自由职业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新制度框架取缔了养老金“特权”；9月24日，此次改革的靶心、掌握法国交通动脉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再次开启停运示威······改革，注定是一场异常艰辛的旅程。
法国的“多事之秋”其实只是欧洲多年来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所引发纷争的一个缩影：近有今年2月在罗马发生的、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意大利政府调整退休年限、缩短缴费年限、增加财政支持；远有2010年希腊政府因债务危机缩紧国家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而引发的社会动乱。一系列的喧嚣让人不禁思考，是什么牵住了欧洲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步伐？欧洲养老金制度改革注定是一场 “困兽之斗”？
欧洲养老金制度成为财政的“包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结构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运行良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在题为“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第一支柱的精髓在于“保险”二字，在这个制度的起源阶段和战后建立福利国家的初始阶段，国家财政补贴并没有任何介入，作为“守夜人”，国家的功能仅在于立法和监督，公共养老金完全是一个自我平衡的养老制度。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人口寿命的逐步延长，社会赡养率不断降低，各国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财务压力日益增大。制度收支逐渐出现财务缺口的时候，国家财政“慷慨解囊”给予补贴逐渐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从最初的“及时雨”逐渐演变为盘活养老金制度的重要之源，养老金制度最终演变为财政的“包袱”，甚至成为债务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确定给付模式(DB模式)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退休金是一种基于员工收入历史、支付年限以及工龄的固定收益，当期的缴费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支出开支。郑秉文认为，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债务隐蔽性和较高的财务脆弱性，而老龄化趋势正在使这两个缺陷逐渐显露出来。
过于“慷慨”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
衡量一国养老金制度慷慨程度的指标之一，是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也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又分为理论替代率（TRR）和实际替代率（ERR）。如果这两者之间差距过大，将影响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
郑秉文指出，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具有较好的再分配因素，但激励性较差。由于人为缩短法定缴费年限或提前退休并不能明显影响理论替代率，实际替代率与理论替代率依然十分接近，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导致了收支赤字不断扩大。此外，过高的替代率常常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减少全社会的劳动供给，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较高替代率的制度设计是在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完成的，且在老龄化来临时依然维持不变，其他制度参数也不调整，DB型现收现付制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发展趋势。
欧洲大陆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已在60%以上，远高于美国。其中，希腊强制性养老保险的实际替代率更是高达95.7%，几乎为全球之最，甚至出现倒挂现象。逆向的制度设计已超出了希腊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希腊的经济活力。可以说，养老金替代率过高已成为欧洲福利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财政风险。
此外，对于希腊等国而言，养老金之所以构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也是因为过高的待遇水平已严重脱离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使得显性化和货币化之后的“老龄化“成本最终引向了债务危机。
从参数型改革走向结构型改革
决定DB型现收现付制财务状况的3个参数为替代率（RR）、缴费率（CP）和赡养率（DR）。任何一个参数发生变化，都会造成制度的财务失衡甚至破产。
目前，在欧洲范围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中，DB型制度以调整参数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结果均不理想，每次调整都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意味着一次不小的社会震动。缴费水平已接近极限，替代率下调意味着降低福利水平，容易引发政治问题。随着寿命预期的延长，相应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对赡养率的一种调整，但这一参数的调整空间也正在缩小。
值得一提的是，凡是进行了结构性制度改革的国家，其制度财务状况大多要好于参数式改革的国家。结构性制度改革，可理解为通过引入以企业年金为代表的第二支柱与以商业补充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第三支柱，发挥市场的力量、调动个人意愿，来缓解国家财政的负担。1994年，世界银行在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中首次提出公共养老金计划、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计划的“三支柱”概念。其中，“第一支柱”为强制、由政府管理的DB型现收现付制，其目的主要是收入再分配；“第二支柱”为由市场管理的DC型完全积累制，通常资金管理采用个人账户的形式，并由市场机构进行投资管理，其主要目的是储蓄；“第三支柱”为自愿性养老储蓄，是前两个支住的补充，旨在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补充养老保障。
德国就是成功进行了结构制改革的一个典范。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社会老龄化加剧，政府养老金缺口逐年增大，德国在21世纪初开始推动养老金体系改革，鼓励将越来越多的养老责任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转移。
麦肯锡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介绍了德国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的几种方式：通过提高税收减免限额、提供雇主补贴鼓励为低收入人群设立年金，以及引入纯缴费确定型产品等手段鼓励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德国政府还不断扩大个人养老金范围，涵盖保险、基金、银行存款等不同风险、不同收益的产品，鼓励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等多主体参与提供相应的养老金产品。不过在商业保险领域，由于德国民众的投资理念较为保守，尽管政府鼓励多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商业养老金业务，保险系金融机构仍然是德国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主力军，占据了一半市场份额。
根据官方发布的改革方案来看，此轮法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可视为一次对已搭建好的第一、第二支柱的调整，其重点落在了延长在职人员的退休年限以及实现工薪阶层与公务员等“特权”部门之间缴费年限、缴税金额上的平等，并进一步完善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制度。方案还特别强调了将保留基本社会保障中的现收现付制。当“看得见的手”不再像从前那样能够有力地负担起养老事业，人民群众是否愿意相信市场的力量？而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是否能够成功引领养老金制度的转型？仍是留待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实习记者 许予朋
9月份，法国人民漫长的暑假结束了；9月份，随着马克龙政府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新启动，新一轮罢工再次开启了。
9月13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在白天高峰期提供的公交服务不足合同规定的一半；9月16日，法律界人士、医护人员、自由职业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新制度框架取缔了养老金“特权”；9月24日，此次改革的靶心、掌握法国交通动脉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再次开启停运示威······改革，注定是一场异常艰辛的旅程。
法国的“多事之秋”其实只是欧洲多年来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所引发纷争的一个缩影：近有今年2月在罗马发生的、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意大利政府调整退休年限、缩短缴费年限、增加财政支持；远有2010年希腊政府因债务危机缩紧国家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而引发的社会动乱。一系列的喧嚣让人不禁思考，是什么牵住了欧洲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步伐？欧洲养老金制度改革注定是一场 “困兽之斗”？
欧洲养老金制度成为财政的“包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结构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运行良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在题为“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第一支柱的精髓在于“保险”二字，在这个制度的起源阶段和战后建立福利国家的初始阶段，国家财政补贴并没有任何介入，作为“守夜人”，国家的功能仅在于立法和监督，公共养老金完全是一个自我平衡的养老制度。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人口寿命的逐步延长，社会赡养率不断降低，各国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财务压力日益增大。制度收支逐渐出现财务缺口的时候，国家财政“慷慨解囊”给予补贴逐渐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从最初的“及时雨”逐渐演变为盘活养老金制度的重要之源，养老金制度最终演变为财政的“包袱”，甚至成为债务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确定给付模式(DB模式)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退休金是一种基于员工收入历史、支付年限以及工龄的固定收益，当期的缴费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支出开支。郑秉文认为，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债务隐蔽性和较高的财务脆弱性，而老龄化趋势正在使这两个缺陷逐渐显露出来。
过于“慷慨”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
衡量一国养老金制度慷慨程度的指标之一，是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也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又分为理论替代率（TRR）和实际替代率（ERR）。如果这两者之间差距过大，将影响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
郑秉文指出，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具有较好的再分配因素，但激励性较差。由于人为缩短法定缴费年限或提前退休并不能明显影响理论替代率，实际替代率与理论替代率依然十分接近，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导致了收支赤字不断扩大。此外，过高的替代率常常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减少全社会的劳动供给，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较高替代率的制度设计是在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完成的，且在老龄化来临时依然维持不变，其他制度参数也不调整，DB型现收现付制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发展趋势。
欧洲大陆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已在60%以上，远高于美国。其中，希腊强制性养老保险的实际替代率更是高达95.7%，几乎为全球之最，甚至出现倒挂现象。逆向的制度设计已超出了希腊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希腊的经济活力。可以说，养老金替代率过高已成为欧洲福利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财政风险。
此外，对于希腊等国而言，养老金之所以构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也是因为过高的待遇水平已严重脱离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使得显性化和货币化之后的“老龄化“成本最终引向了债务危机。
从参数型改革走向结构型改革
决定DB型现收现付制财务状况的3个参数为替代率（RR）、缴费率（CP）和赡养率（DR）。任何一个参数发生变化，都会造成制度的财务失衡甚至破产。
目前，在欧洲范围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中，DB型制度以调整参数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结果均不理想，每次调整都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意味着一次不小的社会震动。缴费水平已接近极限，替代率下调意味着降低福利水平，容易引发政治问题。随着寿命预期的延长，相应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对赡养率的一种调整，但这一参数的调整空间也正在缩小。
值得一提的是，凡是进行了结构性制度改革的国家，其制度财务状况大多要好于参数式改革的国家。结构性制度改革，可理解为通过引入以企业年金为代表的第二支柱与以商业补充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第三支柱，发挥市场的力量、调动个人意愿，来缓解国家财政的负担。1994年，世界银行在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中首次提出公共养老金计划、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计划的“三支柱”概念。其中，“第一支柱”为强制、由政府管理的DB型现收现付制，其目的主要是收入再分配；“第二支柱”为由市场管理的DC型完全积累制，通常资金管理采用个人账户的形式，并由市场机构进行投资管理，其主要目的是储蓄；“第三支柱”为自愿性养老储蓄，是前两个支住的补充，旨在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补充养老保障。
德国就是成功进行了结构制改革的一个典范。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社会老龄化加剧，政府养老金缺口逐年增大，德国在21世纪初开始推动养老金体系改革，鼓励将越来越多的养老责任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转移。
麦肯锡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介绍了德国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的几种方式：通过提高税收减免限额、提供雇主补贴鼓励为低收入人群设立年金，以及引入纯缴费确定型产品等手段鼓励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德国政府还不断扩大个人养老金范围，涵盖保险、基金、银行存款等不同风险、不同收益的产品，鼓励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等多主体参与提供相应的养老金产品。不过在商业保险领域，由于德国民众的投资理念较为保守，尽管政府鼓励多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商业养老金业务，保险系金融机构仍然是德国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主力军，占据了一半市场份额。
根据官方发布的改革方案来看，此轮法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可视为一次对已搭建好的第一、第二支柱的调整，其重点落在了延长在职人员的退休年限以及实现工薪阶层与公务员等“特权”部门之间缴费年限、缴税金额上的平等，并进一步完善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制度。方案还特别强调了将保留基本社会保障中的现收现付制。当“看得见的手”不再像从前那样能够有力地负担起养老事业，人民群众是否愿意相信市场的力量？而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是否能够成功引领养老金制度的转型？仍是留待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