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三杰”——重塑发展经济学的诺奖得主
发布时间：2019-10-21 12:00:37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崔冉乐 记者 方磊
瑞典皇家科学院2019年10月14日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
评委会的一席话，概括了“扶贫三杰”近年来卓尔不群的贡献——他们找到了抗击贫困的有效方法，将棘手的大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操作的问题，这些问题能通过实地实验得到答案。评委会表示：“他们研究的一大直接成果是，500多万名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有效实施的补习辅导计划。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对预防性医疗给予大量补贴。”
首对夫妻档捧得诺奖
对于阿比吉特·班纳吉而言，此次获奖可谓双喜临门，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埃丝特·迪弗洛同样获此殊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首对夫妻档捧得诺奖。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两人伉俪情深，都是“黄金搭档”。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孟买，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从哈佛毕业后，他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班纳吉曾在世界银行、印度政府等多个机构担任荣誉顾问。凭借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生活背景，班纳吉对发展经济学颇有造诣。2011年，班纳吉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2014年，他因为在对抗贫困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获得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尔尼哈德·哈姆斯奖。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文学讲师的涂莉·班纳吉（Arundhati Tuli Banerjee），他们是一起在印度长大的青梅竹马，1991年生下儿子卡比尔（Kabir Banerjee）。不过，由于立场和志趣越发有歧见，他们的婚姻中途触礁。颇为理性的他们选择和平离婚。儿子卡比尔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于2016年3月辞世，可谓英年早逝。
婚姻触礁后，班纳吉与原为他博士指导生的迪弗洛同居。
迪弗洛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基督新教家庭，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医生。迪弗洛8岁时就立下鸿鹄之志，希望日后成为历史学家。她上中学时专修文科，后来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历史。不过，她在和当时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皮克提促膝长谈后，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
据印度媒体披露，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接受班纳吉的指导，两人就此接下深深的缘分。名师出高徒。她在1999年拿到博士学位，并在29岁获得母校聘书，是该校历来最年轻的教员。这桩师生恋最终修成正果：两人在2012年生下独子。儿子出生3年后的2015年，他们才正式喜结连理。
这对灵魂伴侣，结缘后诸事顺遂。2003年，两人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该实验室在亚非拉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截至2018年，透过J-PAL分支机构研究，进行有效经济援助的受益者已达4亿人。比尔·盖茨对该实验室赞不绝口：“J-PAL是堪称伟大的团体，他们调查出的科学证据，可以使我们的扶贫能力更有成效。”迪弗洛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抗击贫困的斗争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她说：“穷人经常沦为讽刺的对象，甚至连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也不明白导致他们贫困的深层根源……”
夫妻俩试图以尽可能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迪弗洛等人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村庄开展的免疫接种干预实验中，把人们分成两组，一组开展5个课时的预防免疫的课程教育；另一组也开展授课，但同时给每个参与者发一公斤小扁豆。结果显示：在一些村庄强制推行的免疫接种率只有6%，对于第一组的免疫接种率上升到16.6%，第二组则跃升至38%。研究表明，在贫困地区，引入低成本的奖励机制，能让有所阻碍的公共服务政策有效落地。
迪弗洛是自1969年该奖项创立以来的最年轻得主，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第一名为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己这么年轻就获得这项大奖，迪弗洛深感受宠若惊，毕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还通常是美国男性。迪弗洛获奖后表示，这一殊荣令她“愧不敢当”。
她认为，这座奖项显示，对女性来说，追求成功、获得认可都是可能的。她表示，学术领域的大环境，对女性并不有利，她希望本次自己获奖“能启发许许多多女性继续努力拼搏，同时鼓励更多男性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
针对穷人的医疗服务是否应该收费？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迈克尔·克雷默生于1964年11月12日，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到肯尼亚的一所学校任教，还曾担任过非政府组织“世界教师”的总经理。1993年，他提出著名的经济学理论——O型环经济生产理论。该理论受到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的启发，有助于解释人才流失和国际经济的差距。
克雷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1997年）和总统学院奖学金，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
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在肯尼亚西部的学校进行实验，测试一系列改善学生成绩的干预式措施。
让克雷默受到国际瞩目的，是他在扶贫领域的造诣。
一度，克雷默脑海中萦绕着这样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是否应该收费？如果收费，该如何定价？
他进行了实地实验。调查发现，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免费驱虫药。相比之下，仅有18%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非免费的，但定价低于1美元的驱虫药。他在后续一些类似实验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穷人对预防性医疗的价格非常敏感。
根据克雷默的研究结果，世卫组织建议，向生活在寄生虫感染率超过20%的地区的学龄儿童免费分发药物。
克雷默在田野实验中发现，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的学校餐食，对教学效果影响不大，而对弱势学生的针对性帮助，则会大大改进教育成果。他还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
“扶贫三杰”在研究中不乏通力协作。他们的实验计划，遍布印度等国家。
三人的方法“完全重塑”了发展经济学
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三人的方法“完全重塑”了发展经济学。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评价说，他们仨“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其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如今，全球面临所得分配不均、财富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学者以实验方法对穷人脱贫作出奉献，透过自己的研究，不但变革了发展经济学，还帮助全球社会消除贫穷，格外具有时代意义。
班纳吉的母亲妮尔玛拉也是经济学家，曾任教于印度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妮尔玛拉自豪地说，“我们是经济学家之家，他父亲，我……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
妮尔玛拉告诉印度媒体，儿子的研究侧重实用经济学，“他要的是把经济学带离硬邦邦的理论，以理论了解这个世界。”她还戏称儿子麻烦大了，因为揭晓前晚母子俩曾通电话，班纳吉却对诺奖只字未提。她表示要好好教训儿子一顿。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不是“唯利是图”的薄情学问。研究经济学，也需要宗教般的炽热之情，久久为功。正如迪弗洛所说，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具有民本情怀的经济学家，不但要“安装系统”，还须随时观察，一旦出现泄露和堵塞，就及时修葺和疏浚。
□崔冉乐 记者 方磊
瑞典皇家科学院2019年10月14日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
评委会的一席话，概括了“扶贫三杰”近年来卓尔不群的贡献——他们找到了抗击贫困的有效方法，将棘手的大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操作的问题，这些问题能通过实地实验得到答案。评委会表示：“他们研究的一大直接成果是，500多万名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有效实施的补习辅导计划。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对预防性医疗给予大量补贴。”
首对夫妻档捧得诺奖
对于阿比吉特·班纳吉而言，此次获奖可谓双喜临门，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埃丝特·迪弗洛同样获此殊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首对夫妻档捧得诺奖。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两人伉俪情深，都是“黄金搭档”。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孟买，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从哈佛毕业后，他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班纳吉曾在世界银行、印度政府等多个机构担任荣誉顾问。凭借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生活背景，班纳吉对发展经济学颇有造诣。2011年，班纳吉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2014年，他因为在对抗贫困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获得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尔尼哈德·哈姆斯奖。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文学讲师的涂莉·班纳吉（Arundhati Tuli Banerjee），他们是一起在印度长大的青梅竹马，1991年生下儿子卡比尔（Kabir Banerjee）。不过，由于立场和志趣越发有歧见，他们的婚姻中途触礁。颇为理性的他们选择和平离婚。儿子卡比尔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于2016年3月辞世，可谓英年早逝。
婚姻触礁后，班纳吉与原为他博士指导生的迪弗洛同居。
迪弗洛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基督新教家庭，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医生。迪弗洛8岁时就立下鸿鹄之志，希望日后成为历史学家。她上中学时专修文科，后来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历史。不过，她在和当时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皮克提促膝长谈后，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
据印度媒体披露，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接受班纳吉的指导，两人就此接下深深的缘分。名师出高徒。她在1999年拿到博士学位，并在29岁获得母校聘书，是该校历来最年轻的教员。这桩师生恋最终修成正果：两人在2012年生下独子。儿子出生3年后的2015年，他们才正式喜结连理。
这对灵魂伴侣，结缘后诸事顺遂。2003年，两人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该实验室在亚非拉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截至2018年，透过J-PAL分支机构研究，进行有效经济援助的受益者已达4亿人。比尔·盖茨对该实验室赞不绝口：“J-PAL是堪称伟大的团体，他们调查出的科学证据，可以使我们的扶贫能力更有成效。”迪弗洛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抗击贫困的斗争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她说：“穷人经常沦为讽刺的对象，甚至连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也不明白导致他们贫困的深层根源……”
夫妻俩试图以尽可能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迪弗洛等人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村庄开展的免疫接种干预实验中，把人们分成两组，一组开展5个课时的预防免疫的课程教育；另一组也开展授课，但同时给每个参与者发一公斤小扁豆。结果显示：在一些村庄强制推行的免疫接种率只有6%，对于第一组的免疫接种率上升到16.6%，第二组则跃升至38%。研究表明，在贫困地区，引入低成本的奖励机制，能让有所阻碍的公共服务政策有效落地。
迪弗洛是自1969年该奖项创立以来的最年轻得主，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第一名为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己这么年轻就获得这项大奖，迪弗洛深感受宠若惊，毕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还通常是美国男性。迪弗洛获奖后表示，这一殊荣令她“愧不敢当”。
她认为，这座奖项显示，对女性来说，追求成功、获得认可都是可能的。她表示，学术领域的大环境，对女性并不有利，她希望本次自己获奖“能启发许许多多女性继续努力拼搏，同时鼓励更多男性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
针对穷人的医疗服务是否应该收费？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迈克尔·克雷默生于1964年11月12日，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到肯尼亚的一所学校任教，还曾担任过非政府组织“世界教师”的总经理。1993年，他提出著名的经济学理论——O型环经济生产理论。该理论受到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的启发，有助于解释人才流失和国际经济的差距。
克雷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1997年）和总统学院奖学金，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
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在肯尼亚西部的学校进行实验，测试一系列改善学生成绩的干预式措施。
让克雷默受到国际瞩目的，是他在扶贫领域的造诣。
一度，克雷默脑海中萦绕着这样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是否应该收费？如果收费，该如何定价？
他进行了实地实验。调查发现，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免费驱虫药。相比之下，仅有18%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非免费的，但定价低于1美元的驱虫药。他在后续一些类似实验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穷人对预防性医疗的价格非常敏感。
根据克雷默的研究结果，世卫组织建议，向生活在寄生虫感染率超过20%的地区的学龄儿童免费分发药物。
克雷默在田野实验中发现，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的学校餐食，对教学效果影响不大，而对弱势学生的针对性帮助，则会大大改进教育成果。他还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
“扶贫三杰”在研究中不乏通力协作。他们的实验计划，遍布印度等国家。
三人的方法“完全重塑”了发展经济学
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三人的方法“完全重塑”了发展经济学。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评价说，他们仨“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其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如今，全球面临所得分配不均、财富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学者以实验方法对穷人脱贫作出奉献，透过自己的研究，不但变革了发展经济学，还帮助全球社会消除贫穷，格外具有时代意义。
班纳吉的母亲妮尔玛拉也是经济学家，曾任教于印度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妮尔玛拉自豪地说，“我们是经济学家之家，他父亲，我……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
妮尔玛拉告诉印度媒体，儿子的研究侧重实用经济学，“他要的是把经济学带离硬邦邦的理论，以理论了解这个世界。”她还戏称儿子麻烦大了，因为揭晓前晚母子俩曾通电话，班纳吉却对诺奖只字未提。她表示要好好教训儿子一顿。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不是“唯利是图”的薄情学问。研究经济学，也需要宗教般的炽热之情，久久为功。正如迪弗洛所说，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具有民本情怀的经济学家，不但要“安装系统”，还须随时观察，一旦出现泄露和堵塞，就及时修葺和疏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