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不确定”
发布时间：2019-12-04 10:09:26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记者 杨林
不看天气就出门可能被淋一身雨。要保持经济增长就要对大环境进行预判。那么，明年甚至更远的未来，对全球市场的前景怎样判断?我国经济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增长?
近日，2019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金融市场峰会在京召开，近50位国内外专家就上述话题进行了深度评析，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不确定”，即在全球范围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对投资机构、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风险，而从 “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则是必须要做的。
与会专家认为，总结起来这些 “不确定”可以归结为：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似乎一切都充满了变数。这正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易事，中国如何破局?
以区域化应对去全球化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中国要坚持全球化，抓住区域化，重视双边化。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他分析道，不能简单看问题，实际上贸易摩擦背后有全球化的深刻背景，也是全球化遇到重大挑战的主要表现。他认为，全球化走不通，可以走区域化道路，通过区域化的方式继续寻求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区域化经济、贸易、投资的协定已成为主流，而且风头强劲，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觉得它是有积极意义的”。
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李康也认同区域化的观点，“大世界玩不成，大家自己划小圈子。这可能是目前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认为，问题已经长期化，战略也应当是长期的。首先，要有一个总概念，即中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走出困境还是要改革”。其次，以创新为本，必须在全社会营造能够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氛围和制度体系。第三，要发挥投资的作用。第四，加速推进企业改革。经济是企业来做的，应该把企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还要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机构、市场、产品、几个“率”(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等)、金融科技，以及不可或缺的对外开放。
许多专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是个“ 打打停停”的长期过程。对此，高盛高华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比较乐观，认为它对国内的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少。“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奖励机制的问题。现在民企担心产权问题，外企担心各种各样的制度问题。把奖励机制搞好了，哪怕封锁也封锁不了，因为我们国家的同胞会想尽一切办法学这个、学那个;奖励机制不好，人家不封锁，自己就把自己封锁了”。
发挥规模优势 打造产业链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认为，在面对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单兵突进，需要协同财政政策和其他结构性改革。“目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好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先决条件”。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为经济发展“插上翅膀”，而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认为，中国应该以我为主，打造新的工业互联网时代、以中国为主的制造业产业链。比如，除了继续维持欧美发达市场是主要出口国以外，能不能打通“一带一路”，进而打造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
他介绍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物联网、5G、网络充分的融合和融通为特色。在对世界最大上市工业企业的调查基础上，瑞银证券对行业总体进行了初步评估，结论是整个物联网能提升约30%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大的提升，这是革命性的。钱于军强调，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会有新的特点，最大特征就是“要善用我们的规模优势，用好我们的规模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就可以化为无形”。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广发控股(香港)总经理沈明高也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更好利用规模化优势，而中国就有规模优势，这两者结合对中国是非常大的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则提出，国有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仅占私有企业15%左右，但约50%的银行信贷流向了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变得更有生产率。所以，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保障其他行业或者其他领域改革措施的跟进。对于国有企业，一定要去除对他们的隐性保证和隐性纾困措施，如果不这样，私营部门就无法行使自己的职能。“归根到底，我们要用市场机制决定哪些企业应该存活”。
以史为镜 以人为镜
国际贸易摩擦并非没有先例，日本、德国都和美国有过类似的交锋。许多专家提出，我们可以重温历史，从中学习借鉴。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明确提出：“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变局的时候，一个思维方法是如何更好地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定位，看到我们应走向何方。”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刘锋也有相同的观点。刘锋表示，这几年尽管日本经济总体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但是有非常好的特征，非常稳定，而且从就业与居民收入来说有很多亮点。“仔细看日本的话，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
沈明高分析认为，相对日本来讲，中国“打赢”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我们的规模优势，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不重蹈日本的覆辙”。
本次论坛以“全球经济预测和金融市场展望”为主题，由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担任指导单位，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金融街服务局担任支持单位，由北京金融街研究院、北京金博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主办。
□记者 杨林
不看天气就出门可能被淋一身雨。要保持经济增长就要对大环境进行预判。那么，明年甚至更远的未来，对全球市场的前景怎样判断?我国经济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增长?
近日，2019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金融市场峰会在京召开，近50位国内外专家就上述话题进行了深度评析，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不确定”，即在全球范围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对投资机构、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风险，而从 “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则是必须要做的。
与会专家认为，总结起来这些 “不确定”可以归结为：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似乎一切都充满了变数。这正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易事，中国如何破局?
以区域化应对去全球化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中国要坚持全球化，抓住区域化，重视双边化。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他分析道，不能简单看问题，实际上贸易摩擦背后有全球化的深刻背景，也是全球化遇到重大挑战的主要表现。他认为，全球化走不通，可以走区域化道路，通过区域化的方式继续寻求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区域化经济、贸易、投资的协定已成为主流，而且风头强劲，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觉得它是有积极意义的”。
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李康也认同区域化的观点，“大世界玩不成，大家自己划小圈子。这可能是目前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认为，问题已经长期化，战略也应当是长期的。首先，要有一个总概念，即中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走出困境还是要改革”。其次，以创新为本，必须在全社会营造能够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氛围和制度体系。第三，要发挥投资的作用。第四，加速推进企业改革。经济是企业来做的，应该把企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还要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机构、市场、产品、几个“率”(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等)、金融科技，以及不可或缺的对外开放。
许多专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是个“ 打打停停”的长期过程。对此，高盛高华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比较乐观，认为它对国内的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少。“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奖励机制的问题。现在民企担心产权问题，外企担心各种各样的制度问题。把奖励机制搞好了，哪怕封锁也封锁不了，因为我们国家的同胞会想尽一切办法学这个、学那个;奖励机制不好，人家不封锁，自己就把自己封锁了”。
发挥规模优势 打造产业链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认为，在面对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单兵突进，需要协同财政政策和其他结构性改革。“目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好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先决条件”。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为经济发展“插上翅膀”，而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认为，中国应该以我为主，打造新的工业互联网时代、以中国为主的制造业产业链。比如，除了继续维持欧美发达市场是主要出口国以外，能不能打通“一带一路”，进而打造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
他介绍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物联网、5G、网络充分的融合和融通为特色。在对世界最大上市工业企业的调查基础上，瑞银证券对行业总体进行了初步评估，结论是整个物联网能提升约30%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大的提升，这是革命性的。钱于军强调，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会有新的特点，最大特征就是“要善用我们的规模优势，用好我们的规模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就可以化为无形”。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广发控股(香港)总经理沈明高也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更好利用规模化优势，而中国就有规模优势，这两者结合对中国是非常大的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则提出，国有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仅占私有企业15%左右，但约50%的银行信贷流向了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变得更有生产率。所以，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保障其他行业或者其他领域改革措施的跟进。对于国有企业，一定要去除对他们的隐性保证和隐性纾困措施，如果不这样，私营部门就无法行使自己的职能。“归根到底，我们要用市场机制决定哪些企业应该存活”。
以史为镜 以人为镜
国际贸易摩擦并非没有先例，日本、德国都和美国有过类似的交锋。许多专家提出，我们可以重温历史，从中学习借鉴。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明确提出：“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变局的时候，一个思维方法是如何更好地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定位，看到我们应走向何方。”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刘锋也有相同的观点。刘锋表示，这几年尽管日本经济总体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但是有非常好的特征，非常稳定，而且从就业与居民收入来说有很多亮点。“仔细看日本的话，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
沈明高分析认为，相对日本来讲，中国“打赢”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我们的规模优势，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不重蹈日本的覆辙”。
本次论坛以“全球经济预测和金融市场展望”为主题，由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担任指导单位，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金融街服务局担任支持单位，由北京金融街研究院、北京金博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