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麒麟
鉴于美国央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笔者拟回顾和剖析美联储操作思路的历史沿袭。应该说,美联储目前实践的政策是可信的明确的,以此支持急剧衰退中经济。
王梓/制图
疫情经济的展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新冠肺炎疫情每日新增病例达到10至15万例,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和病亡人数分别达到750万人和44.2万人。疫情热点地区已向发展中国家迁移。
美国方面,五月就业数据出乎意料。新增就业岗位达到250万个,失业率从四月的14.7%降至13.3%,与预计的就业岗位减少800万和19.5%的失业率形成鲜明对比。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此前分析师们并未注意到:一是企业因复工召回部分员工,二是6700亿美元的薪资保障计划(PPP)要求75%的资助用于发放工资,鼓励小企业继续雇佣员工。
但美国的经济困境远未结束,过去两周新增350万人申请失业保险,国家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陷入衰退,较早复工复产的州每日新增病例数快速上升,使得第二波疫情担忧加剧。纽约联储局预计美国GDP折年率将在二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下滑26%和12.5%。
欧元区方面,四月工业产值比上月下跌17%,比上年下跌28%,略好于预期,但仍创下该指标自1911年发布以来最差纪录。欧元区各主要国家均受打击,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工业产出比上月分别下滑21.8%、20.1%、19.1%和18%。目前对于欧元区二季度和三季度GDP折年率的一致性预期分别为-15%和-8%。
货币政策:可信度和明确性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国家已陷入一场全球性衰退。各国政府均做出较大力度的政策响应,但成功与否取决于多方因素,例如经济结构和资本市场效率,其中政策的可信度和明确性首当其冲。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杰伊·鲍威尔深知其中利害。
在笔者看来,二战后美国影响最大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是保罗·沃尔克和本·伯南克。通过直接干预货币供应,保罗·沃尔克以挫败通胀的央行行长而闻名;更为重要的是,沃尔克的实践表明,有效的政策首先必须是可信的。换句话说,如果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政策能否落实产生怀疑,就不会有人把政策当回事。正是在沃尔克不容置疑的独立性和坚定立场下,美联储通过治理通胀重塑了威信。沃尔克不但驯服了1980年代失控的通胀,也扭转了通胀加速上行的预期,这是他的前任们未能企及的。回头来看,沃尔克毫无疑问是40多年来债券长牛市的缔造者。
如果说沃尔克重塑了美联储的威信——这一中央银行的传统核心价值,那么本·伯南克则通过政策的公开性、直截了当的交流以及敢于行动的勇气给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一场革命。笔者认为伯南克为现代中央银行创造了一种新的核心价值——明确性。只有回顾一下历史才能帮助我们了解政策明确性的重要意义。自1668年世界上首个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成立以来,在352年的货币历史中的340年中,西方央行有意在公众中创造了一种高高在上甚至是神秘的印象,它们的运作不透明,对出台的政策阐述模棱两可,难以理解。这种行事哲学的典型代表是蒙塔古·诺曼,作为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于1920-1944年的主管,他认为央行对外交流座右铭应该是“从不解释,从不道歉”。甚至到2000年代,格林斯潘仍然将其作为典范,他曾有名言“如果我的意图看上去很明确,那你一定误解了我说的话”。即使在现在,很多中央银行仍固执地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一项政策工具。
然而,本·伯南克是关于1930年代大萧条和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重要学者,他相信人为的(政策)不透明不仅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而且给经济造成了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和居民难以在进行大额投资和消费的时候,做出合理优化和及时决定,以致最终拖延宏观经济的发展。在2006-2014年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伯南克努力将政策制定的过程向公众和资本市场公开,做到尽量透明。他主导实施的改革包括,将通胀目标明确地设定在2%,在每季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会议后设置带有问答环节的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所有FMOC成员每季度的经济预测和会议纪要。次贷危机期间,伯南克大胆地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规政策,例如对整个银行体系注入资本、前瞻性的政策指引以及庞大的量化宽松计划。伯南克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并非巧合。所有这些努力使得GDP增长率的波动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性显著降低。
鲍威尔:非经济学者的经济目标
被指定为美联储主席后,杰伊·鲍威尔延续了伯南克政策清晰明确的原则。作为近40年来首个非经济学家出身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每次议息会议后都安排问答环节,而他能够以直白易懂的语言向市场解释复杂的货币问题的能力,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长期关注货币政策的人士折服。此外,为了更好听到来自实体经济的意见,这位新任主席开设了“美联储听你讲”项目,鲍威尔本人亲自前往12家联储邀请并当地民间的代表,例如小企业主和普通民众,并和他们座谈。
仅仅上任两年,鲍威尔已经及时且有力的处理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与市场保持明确沟通。
自三月份市场大幅波动以来,流动性得到快速恢复,波动率平息,信贷市场开始恢复运转。当6月5日的报告显示就业超预期好转时,金融市场开始怀疑现有政策的延续性,推动国债收益率上行,直接威胁到现有紧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消除潜在的问题,美联储于6月11日发布新的经济预期并坚定明确0%的政策利率将持续至2022年,同时宣布将开展不设时间期限的量化宽松计划,每月购入1200亿美元国债和房屋按揭贷款,意在向政府财政政策和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支持。当被问及通胀话题时,鲍威尔明确地将帮助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列为当前首要任务,并表示央行不但会容忍,还会希望通胀上升一些,而公开市场委员会“根本从未想过考虑加息”。这是清晰明确的政策沟通所能做到的极致。
(作者系任职于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级财经分析师,点石金融科技提供翻译)
□瑞麒麟
鉴于美国央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笔者拟回顾和剖析美联储操作思路的历史沿袭。应该说,美联储目前实践的政策是可信的明确的,以此支持急剧衰退中经济。
王梓/制图
疫情经济的展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新冠肺炎疫情每日新增病例达到10至15万例,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和病亡人数分别达到750万人和44.2万人。疫情热点地区已向发展中国家迁移。
美国方面,五月就业数据出乎意料。新增就业岗位达到250万个,失业率从四月的14.7%降至13.3%,与预计的就业岗位减少800万和19.5%的失业率形成鲜明对比。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此前分析师们并未注意到:一是企业因复工召回部分员工,二是6700亿美元的薪资保障计划(PPP)要求75%的资助用于发放工资,鼓励小企业继续雇佣员工。
但美国的经济困境远未结束,过去两周新增350万人申请失业保险,国家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陷入衰退,较早复工复产的州每日新增病例数快速上升,使得第二波疫情担忧加剧。纽约联储局预计美国GDP折年率将在二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下滑26%和12.5%。
欧元区方面,四月工业产值比上月下跌17%,比上年下跌28%,略好于预期,但仍创下该指标自1911年发布以来最差纪录。欧元区各主要国家均受打击,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工业产出比上月分别下滑21.8%、20.1%、19.1%和18%。目前对于欧元区二季度和三季度GDP折年率的一致性预期分别为-15%和-8%。
货币政策:可信度和明确性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国家已陷入一场全球性衰退。各国政府均做出较大力度的政策响应,但成功与否取决于多方因素,例如经济结构和资本市场效率,其中政策的可信度和明确性首当其冲。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杰伊·鲍威尔深知其中利害。
在笔者看来,二战后美国影响最大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是保罗·沃尔克和本·伯南克。通过直接干预货币供应,保罗·沃尔克以挫败通胀的央行行长而闻名;更为重要的是,沃尔克的实践表明,有效的政策首先必须是可信的。换句话说,如果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政策能否落实产生怀疑,就不会有人把政策当回事。正是在沃尔克不容置疑的独立性和坚定立场下,美联储通过治理通胀重塑了威信。沃尔克不但驯服了1980年代失控的通胀,也扭转了通胀加速上行的预期,这是他的前任们未能企及的。回头来看,沃尔克毫无疑问是40多年来债券长牛市的缔造者。
如果说沃尔克重塑了美联储的威信——这一中央银行的传统核心价值,那么本·伯南克则通过政策的公开性、直截了当的交流以及敢于行动的勇气给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一场革命。笔者认为伯南克为现代中央银行创造了一种新的核心价值——明确性。只有回顾一下历史才能帮助我们了解政策明确性的重要意义。自1668年世界上首个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成立以来,在352年的货币历史中的340年中,西方央行有意在公众中创造了一种高高在上甚至是神秘的印象,它们的运作不透明,对出台的政策阐述模棱两可,难以理解。这种行事哲学的典型代表是蒙塔古·诺曼,作为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于1920-1944年的主管,他认为央行对外交流座右铭应该是“从不解释,从不道歉”。甚至到2000年代,格林斯潘仍然将其作为典范,他曾有名言“如果我的意图看上去很明确,那你一定误解了我说的话”。即使在现在,很多中央银行仍固执地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一项政策工具。
然而,本·伯南克是关于1930年代大萧条和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重要学者,他相信人为的(政策)不透明不仅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而且给经济造成了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和居民难以在进行大额投资和消费的时候,做出合理优化和及时决定,以致最终拖延宏观经济的发展。在2006-2014年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伯南克努力将政策制定的过程向公众和资本市场公开,做到尽量透明。他主导实施的改革包括,将通胀目标明确地设定在2%,在每季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会议后设置带有问答环节的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所有FMOC成员每季度的经济预测和会议纪要。次贷危机期间,伯南克大胆地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规政策,例如对整个银行体系注入资本、前瞻性的政策指引以及庞大的量化宽松计划。伯南克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并非巧合。所有这些努力使得GDP增长率的波动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性显著降低。
鲍威尔:非经济学者的经济目标
被指定为美联储主席后,杰伊·鲍威尔延续了伯南克政策清晰明确的原则。作为近40年来首个非经济学家出身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每次议息会议后都安排问答环节,而他能够以直白易懂的语言向市场解释复杂的货币问题的能力,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长期关注货币政策的人士折服。此外,为了更好听到来自实体经济的意见,这位新任主席开设了“美联储听你讲”项目,鲍威尔本人亲自前往12家联储邀请并当地民间的代表,例如小企业主和普通民众,并和他们座谈。
仅仅上任两年,鲍威尔已经及时且有力的处理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与市场保持明确沟通。
自三月份市场大幅波动以来,流动性得到快速恢复,波动率平息,信贷市场开始恢复运转。当6月5日的报告显示就业超预期好转时,金融市场开始怀疑现有政策的延续性,推动国债收益率上行,直接威胁到现有紧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消除潜在的问题,美联储于6月11日发布新的经济预期并坚定明确0%的政策利率将持续至2022年,同时宣布将开展不设时间期限的量化宽松计划,每月购入1200亿美元国债和房屋按揭贷款,意在向政府财政政策和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支持。当被问及通胀话题时,鲍威尔明确地将帮助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列为当前首要任务,并表示央行不但会容忍,还会希望通胀上升一些,而公开市场委员会“根本从未想过考虑加息”。这是清晰明确的政策沟通所能做到的极致。
(作者系任职于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级财经分析师,点石金融科技提供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