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欧洲金融市场最耻辱一幕
德国Wirecard欺诈事件评析 发布时间：2020-07-13 09:10:22 作者：王媛 李少鹏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王媛 李少鹏
6月22日，德国Wirecard公司爆出19亿欧元子虚乌有的财务造假丑闻，其股价连续数天暴跌，截至6月25日其总市值较6月17日蒸发了125亿欧元（约992亿元人民币）。根据彭博数据，该公司2024年到期的5亿欧元债券，面值1欧元已经跌至12欧分的纪录低点。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也将它的信用降至垃圾级。
欧洲的瑞幸
Wirecard公司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慕尼黑。该公司是德国老牌电子支付机构，同时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上市金融科技公司，近年来受到国际投资者的极大关注。2018年9月，Wirecard公司市值一度达到246亿欧元，超过德意志银行，并取代德国商业银行成为德国DAX30家成分股之一，权重仅次于大众、西门子、德银。Wirecard这19亿欧元造假，现在被欧洲媒体定性为“近百年欧洲金融市场最耻辱的一幕”，在中国，这家公司被媒体称作“欧洲的瑞幸”。
事实上，6月19日，Wirecard公司CEO布劳恩即宣布辞职，但没有逃脱惩罚，随后在6月23日因涉嫌虚假会计和市场操纵被捕。6月25日，Wirecard公司申请破产。7月6日，Wirecard在迪拜负责中东业务的高管奥利弗˙贝伦豪斯因涉嫌严重欺诈被捕接受调查，这是继布劳恩之后第二个被捕的高管。目前，布劳恩的副手扬˙马萨雷克（Jan Marsalek）下落不明。银行已停止对该公司继续贷款，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参与Wirecard破产程序。受害的投资者正在研究是否起诉为Wirecard公司提供长达10年审计服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状告其审计失责。
与此同时，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备受指责，内部可能启动调查程序，深刻反思金融科技浪潮下，如何监管庞大的金融科技集团。
镜鉴中国银行业
尽管目前来看这是一起金融欺诈尾部事件，发生概率小，但对中国银行业拓展境外业务时的反外部欺诈、以及监管当局如何对金融集团（金融控股集团）进行有效监管具有较强的警示借鉴意义。
其一在于Wirecard公司的自身特点。从目前公开资料看，Wirecard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成立时间长，外部评价较高。与初创公司迅速美化报表上市圈钱不同，Wirecard公司成立于1999年，历经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2002年险些破产、2008年金融危机等波折而不倒，是一家存活时间较长、经营具有一定韧性的金融科技企业。虽然起家于为赌博和色情场所提供支付服务，但其在2006年收购了一家银行之后，该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提供全方位数字支付业务和风险管理的服务商，并与赌博和色情场所等洗钱高风险支付业务逐渐脱离。由于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又是德国DAX指数30个蓝筹股之一，该公司容易取得较高的外部评级和公众信任。
其二在于其业务和子公司遍布全球，财务并表和审计较为困难。Wirecard公司起源于德国，业务已渗透到欧洲电子商务领域的各个角落，具有“欧洲支付宝”之称。过去十年，Wirecard公司陆续通过在全球各地收购较小支付处理企业、获取新的客户群体来扩张其规模，其中包括2017年获取花旗银行遍布亚太11个国家的2万个客户，进而打入亚太市场。从其2018年年报看，Wirecard公司在全球有53个子公司，遍布各大洲，这为财务并表和审计带来较大困难，也为集团财务舞弊提供了土壤。
其三，第三方合作机构较多，同样遍布世界各地。Wirecard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电子支付结算和线上风险控制解决方案。这个业务性质决定Wirecard公司将与众多第三方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服务。这次被曝出的恰恰是固定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为Wirecard提供虚假收入证明，进而虚增利润，与资金托管银行高管勾结虚构19亿欧元存款等情况。
其四在于董监高成员构成单一，没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经历。Wirecard的业务遍布全球，处于高科技前沿，但Wirecard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都缺乏领导跨国科技公司的能力且没有一人曾经担任德国DAX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执行官一样，董事会的4名成员中有3名来自奥地利，最大股东任首席执行官长达18年。
由于德国监管体制较为零散，Wirecard公司中只有属于银行的部分由德国金融监管局监管，其他绝大多数业务由德国上巴伐利亚州政府监管。自2010年欧洲大力推进金融科技后，Wirecard公司受到多方优待。尤其是在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多次报道该公司负面新闻后，2019年2月，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其官网表示，在4月18日前，全球投资者将被立即禁止对Wirecard建立新的空头头寸或增加现有空头头寸，这是德国首次禁止卖空单一股票，理由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Wirecard事件反思深远
从可见报道来看，Wirecard公司的欺诈手段并不高明，主要是与第三方合作机构和托管银行勾结虚增利润、虚构存款，美化财务报表，吸引投资。但由于Wirecard公司具有“上市跨国公司”、“金融科技独角兽”等光环，跨国经营遍布各种不同的监管国家和地区，造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此，Wirecard公司骗过了客户、审计、银行、股东和监管机构，被称为二战后欧洲最大一起财务欺诈事件。尽管如此，从前文所述Wirecard公司特点、近年来财务报告和负面报道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Wirecard公司表现出了以下风险信号:
一是公司治理较为薄弱。表现在董监高构成单一，可能且容易造成集体舞弊。与欧美公司普遍提倡的多样化构成不同，Wirecard公司的董监高成员大多数来自奥地利，成员来源单一，身份背景相同，且最大股东兼任首席执行官任职长达18年。
二是利润突然放大，但无重大经营变化。从公司近13年的利润增长率看，除2006、2007年因收购银行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时利润增长率短暂达到45%左右以外，2008年至2014年间的利润增长率稳定在20%以内，但自2015年后利润增长率逐年上升，甚至达到45%。虽然Wirecard公司2017年收购了花旗银行亚太地区业务，在表面上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亚太地区除中国以外的支付行业并不发达，基本面的判断就能持合理怀疑：不足以支持如此高的利润增长率。
三是受到多方质疑，但监管和市场均未足够重视。质疑主要来自新加坡和英国。新加坡是Wirecard公司亚洲区域业务总部也是亚洲金融中心之一，伦敦是欧洲老牌金融中心，这里的监管者、媒体和投资人更为敏锐。2015年至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FT)连续发表针对Wirecard可疑会计做法的调查报告。2016年，英国卖空者发布了一份报告，指控Wirecard腐败、欺诈和洗钱控制不力；而后新加坡警方突击搜查了Wirecard在亚洲的数家子公司，并对其涉嫌的会计违规行为进行了调查，发现Wirecard亚洲子公司存在腐败、欺诈等行为。但这些负面新闻都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四是其他多个风险信号。例如，过于喜欢在资本市场抛头露面的CEO，较高薪酬待遇的管理层，对未来前景过于乐观甚至夸大，同类技术产品并不领先同业，存在未经核实的大额应收账款，较多利润来自腐败、洗钱等高风险国家等等。
12年造假何以生成
根据有关报道，Wirecard公司恐怕进行了长达12年的财务造假，但这一造假为何能够得逞，笔者认为，这与当地信用体系、监管环境和社会文化不无关系。
一是贷款人普遍信任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外部评级报告。在西方信用体系里，中介机构的作用强大，是诚信、专业的代名词，由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往往起到证明真实性的作用。因此，贷款人在贷款时，往往充分信任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外部评级报告，用于分析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尤其在参与银团贷款时，参与行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需要信任外部中介机构和牵头行。Wirecard公司由安永担任审计师，具有较强的公信力。银团贷款由德国德商银行牵头，十数家德国著名商业银行参与，可靠性较强。中国银行等参与其中，“这么好的客户，能分到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当时经办行的真实心态反映。
二是德国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比较零散。德国银行业走的是全能型银行的道路，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针对全能型银行中的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统一进行监管。Wirecard公司是上市公司，恰恰包含银行和非银行业务，BaFin对Wirecard公司的监管仅针对银行和证券方面，而非银行部分则由政府管理，这就使得监管机构与政府之间可能因信息不对称产生对Wirecard公司的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时是否应当将含有一部分金融业务的公司整体纳入金融监管还是分部门监管，监管部门之间如何进行沟通与协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难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值得警醒的是，在经济持续向好或者相对稳定的上行周期，监管部门对监管权限模糊机构秉持light touch态度，相对宽容，弹性较大，无可厚非。但是形势变化，疫情叠加经济下行期，监管如何有所作为尚需进一步探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金融专家简˙彼得˙克拉宁（Jan Pieter Krahnen）表示，此案表明，德国对控股公司的温和接触方式正在失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喜欢德国的自我监管，但这只是在形势好的时候才有用的东西。
三是德国社会文化中对来自英国的否定声音天然认为阴谋论。这或许与二战时两国敌对关系有关，也可能与法兰克福欲与脱欧后的伦敦争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德国急于扶植金融科技巨头以抵挡英国近年来以欧洲金融科技倡导者自居带来的强大声势。
无过错者需成长
Wirecard公司长期造假行为能够欺瞒大多数人，也一定可以欺瞒反思者，导致任何反思都可能是马后炮。作为受害方，银团贷款的参与者并无过错，然而反思总有益处，银行在反思中成长。如何防范能够欺瞒所有人的欺诈行为，实属难题，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是对“光环”企业保有一份怀疑。当前受疫情影响，虽然欧洲区域整体信用环境较好，但经济下行成为不争事实。经济下行期，各类欺诈、舞弊、贿赂、腐败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将提高，原有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暴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光环”企业保有一份怀疑值得提倡。尤其是当“光环”企业伴随着质疑成长，更需要谨慎辨别负面新闻是否可信，而不能盲目的单纯依靠财务报表和评级报告。
二是境外业务形成风险联防联控的网络。如同业务抱团取暖一样，境外机构在经济下行期风险防控方面也可以形成联防联控，这点对于防范跨国经营企业风险尤为重要。虽然负面新闻可以通过互联网监控得知，但对负面新闻的判断因机构而异，在负面新闻发生地的境外机构可以提供风险识别顾问服务，帮助贷款银行识别跨国企业经营风险。
三是考虑信用风险的同时，综合考虑其他风险。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银行也是如此做的，对业务、产品、区域和渠道来源于洗钱高风险地区的，信贷业务可能被一票否决。监测到负面新闻后，除了考虑信用风险、客户贷款偿还能力外，还应当综合考虑客户公司治理情况、内部控制和合规情况以及洗钱风险。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内控合规监督部）
□王媛 李少鹏
6月22日，德国Wirecard公司爆出19亿欧元子虚乌有的财务造假丑闻，其股价连续数天暴跌，截至6月25日其总市值较6月17日蒸发了125亿欧元（约992亿元人民币）。根据彭博数据，该公司2024年到期的5亿欧元债券，面值1欧元已经跌至12欧分的纪录低点。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也将它的信用降至垃圾级。
欧洲的瑞幸
Wirecard公司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慕尼黑。该公司是德国老牌电子支付机构，同时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上市金融科技公司，近年来受到国际投资者的极大关注。2018年9月，Wirecard公司市值一度达到246亿欧元，超过德意志银行，并取代德国商业银行成为德国DAX30家成分股之一，权重仅次于大众、西门子、德银。Wirecard这19亿欧元造假，现在被欧洲媒体定性为“近百年欧洲金融市场最耻辱的一幕”，在中国，这家公司被媒体称作“欧洲的瑞幸”。
事实上，6月19日，Wirecard公司CEO布劳恩即宣布辞职，但没有逃脱惩罚，随后在6月23日因涉嫌虚假会计和市场操纵被捕。6月25日，Wirecard公司申请破产。7月6日，Wirecard在迪拜负责中东业务的高管奥利弗˙贝伦豪斯因涉嫌严重欺诈被捕接受调查，这是继布劳恩之后第二个被捕的高管。目前，布劳恩的副手扬˙马萨雷克（Jan Marsalek）下落不明。银行已停止对该公司继续贷款，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参与Wirecard破产程序。受害的投资者正在研究是否起诉为Wirecard公司提供长达10年审计服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状告其审计失责。
与此同时，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备受指责，内部可能启动调查程序，深刻反思金融科技浪潮下，如何监管庞大的金融科技集团。
镜鉴中国银行业
尽管目前来看这是一起金融欺诈尾部事件，发生概率小，但对中国银行业拓展境外业务时的反外部欺诈、以及监管当局如何对金融集团（金融控股集团）进行有效监管具有较强的警示借鉴意义。
其一在于Wirecard公司的自身特点。从目前公开资料看，Wirecard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成立时间长，外部评价较高。与初创公司迅速美化报表上市圈钱不同，Wirecard公司成立于1999年，历经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2002年险些破产、2008年金融危机等波折而不倒，是一家存活时间较长、经营具有一定韧性的金融科技企业。虽然起家于为赌博和色情场所提供支付服务，但其在2006年收购了一家银行之后，该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提供全方位数字支付业务和风险管理的服务商，并与赌博和色情场所等洗钱高风险支付业务逐渐脱离。由于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又是德国DAX指数30个蓝筹股之一，该公司容易取得较高的外部评级和公众信任。
其二在于其业务和子公司遍布全球，财务并表和审计较为困难。Wirecard公司起源于德国，业务已渗透到欧洲电子商务领域的各个角落，具有“欧洲支付宝”之称。过去十年，Wirecard公司陆续通过在全球各地收购较小支付处理企业、获取新的客户群体来扩张其规模，其中包括2017年获取花旗银行遍布亚太11个国家的2万个客户，进而打入亚太市场。从其2018年年报看，Wirecard公司在全球有53个子公司，遍布各大洲，这为财务并表和审计带来较大困难，也为集团财务舞弊提供了土壤。
其三，第三方合作机构较多，同样遍布世界各地。Wirecard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电子支付结算和线上风险控制解决方案。这个业务性质决定Wirecard公司将与众多第三方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服务。这次被曝出的恰恰是固定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为Wirecard提供虚假收入证明，进而虚增利润，与资金托管银行高管勾结虚构19亿欧元存款等情况。
其四在于董监高成员构成单一，没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经历。Wirecard的业务遍布全球，处于高科技前沿，但Wirecard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都缺乏领导跨国科技公司的能力且没有一人曾经担任德国DAX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执行官一样，董事会的4名成员中有3名来自奥地利，最大股东任首席执行官长达18年。
由于德国监管体制较为零散，Wirecard公司中只有属于银行的部分由德国金融监管局监管，其他绝大多数业务由德国上巴伐利亚州政府监管。自2010年欧洲大力推进金融科技后，Wirecard公司受到多方优待。尤其是在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多次报道该公司负面新闻后，2019年2月，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其官网表示，在4月18日前，全球投资者将被立即禁止对Wirecard建立新的空头头寸或增加现有空头头寸，这是德国首次禁止卖空单一股票，理由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Wirecard事件反思深远
从可见报道来看，Wirecard公司的欺诈手段并不高明，主要是与第三方合作机构和托管银行勾结虚增利润、虚构存款，美化财务报表，吸引投资。但由于Wirecard公司具有“上市跨国公司”、“金融科技独角兽”等光环，跨国经营遍布各种不同的监管国家和地区，造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此，Wirecard公司骗过了客户、审计、银行、股东和监管机构，被称为二战后欧洲最大一起财务欺诈事件。尽管如此，从前文所述Wirecard公司特点、近年来财务报告和负面报道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Wirecard公司表现出了以下风险信号:
一是公司治理较为薄弱。表现在董监高构成单一，可能且容易造成集体舞弊。与欧美公司普遍提倡的多样化构成不同，Wirecard公司的董监高成员大多数来自奥地利，成员来源单一，身份背景相同，且最大股东兼任首席执行官任职长达18年。
二是利润突然放大，但无重大经营变化。从公司近13年的利润增长率看，除2006、2007年因收购银行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时利润增长率短暂达到45%左右以外，2008年至2014年间的利润增长率稳定在20%以内，但自2015年后利润增长率逐年上升，甚至达到45%。虽然Wirecard公司2017年收购了花旗银行亚太地区业务，在表面上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亚太地区除中国以外的支付行业并不发达，基本面的判断就能持合理怀疑：不足以支持如此高的利润增长率。
三是受到多方质疑，但监管和市场均未足够重视。质疑主要来自新加坡和英国。新加坡是Wirecard公司亚洲区域业务总部也是亚洲金融中心之一，伦敦是欧洲老牌金融中心，这里的监管者、媒体和投资人更为敏锐。2015年至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FT)连续发表针对Wirecard可疑会计做法的调查报告。2016年，英国卖空者发布了一份报告，指控Wirecard腐败、欺诈和洗钱控制不力；而后新加坡警方突击搜查了Wirecard在亚洲的数家子公司，并对其涉嫌的会计违规行为进行了调查，发现Wirecard亚洲子公司存在腐败、欺诈等行为。但这些负面新闻都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四是其他多个风险信号。例如，过于喜欢在资本市场抛头露面的CEO，较高薪酬待遇的管理层，对未来前景过于乐观甚至夸大，同类技术产品并不领先同业，存在未经核实的大额应收账款，较多利润来自腐败、洗钱等高风险国家等等。
12年造假何以生成
根据有关报道，Wirecard公司恐怕进行了长达12年的财务造假，但这一造假为何能够得逞，笔者认为，这与当地信用体系、监管环境和社会文化不无关系。
一是贷款人普遍信任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外部评级报告。在西方信用体系里，中介机构的作用强大，是诚信、专业的代名词，由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往往起到证明真实性的作用。因此，贷款人在贷款时，往往充分信任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外部评级报告，用于分析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尤其在参与银团贷款时，参与行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需要信任外部中介机构和牵头行。Wirecard公司由安永担任审计师，具有较强的公信力。银团贷款由德国德商银行牵头，十数家德国著名商业银行参与，可靠性较强。中国银行等参与其中，“这么好的客户，能分到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当时经办行的真实心态反映。
二是德国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比较零散。德国银行业走的是全能型银行的道路，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针对全能型银行中的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统一进行监管。Wirecard公司是上市公司，恰恰包含银行和非银行业务，BaFin对Wirecard公司的监管仅针对银行和证券方面，而非银行部分则由政府管理，这就使得监管机构与政府之间可能因信息不对称产生对Wirecard公司的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时是否应当将含有一部分金融业务的公司整体纳入金融监管还是分部门监管，监管部门之间如何进行沟通与协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难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值得警醒的是，在经济持续向好或者相对稳定的上行周期，监管部门对监管权限模糊机构秉持light touch态度，相对宽容，弹性较大，无可厚非。但是形势变化，疫情叠加经济下行期，监管如何有所作为尚需进一步探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金融专家简˙彼得˙克拉宁（Jan Pieter Krahnen）表示，此案表明，德国对控股公司的温和接触方式正在失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喜欢德国的自我监管，但这只是在形势好的时候才有用的东西。
三是德国社会文化中对来自英国的否定声音天然认为阴谋论。这或许与二战时两国敌对关系有关，也可能与法兰克福欲与脱欧后的伦敦争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德国急于扶植金融科技巨头以抵挡英国近年来以欧洲金融科技倡导者自居带来的强大声势。
无过错者需成长
Wirecard公司长期造假行为能够欺瞒大多数人，也一定可以欺瞒反思者，导致任何反思都可能是马后炮。作为受害方，银团贷款的参与者并无过错，然而反思总有益处，银行在反思中成长。如何防范能够欺瞒所有人的欺诈行为，实属难题，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是对“光环”企业保有一份怀疑。当前受疫情影响，虽然欧洲区域整体信用环境较好，但经济下行成为不争事实。经济下行期，各类欺诈、舞弊、贿赂、腐败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将提高，原有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暴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光环”企业保有一份怀疑值得提倡。尤其是当“光环”企业伴随着质疑成长，更需要谨慎辨别负面新闻是否可信，而不能盲目的单纯依靠财务报表和评级报告。
二是境外业务形成风险联防联控的网络。如同业务抱团取暖一样，境外机构在经济下行期风险防控方面也可以形成联防联控，这点对于防范跨国经营企业风险尤为重要。虽然负面新闻可以通过互联网监控得知，但对负面新闻的判断因机构而异，在负面新闻发生地的境外机构可以提供风险识别顾问服务，帮助贷款银行识别跨国企业经营风险。
三是考虑信用风险的同时，综合考虑其他风险。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银行也是如此做的，对业务、产品、区域和渠道来源于洗钱高风险地区的，信贷业务可能被一票否决。监测到负面新闻后，除了考虑信用风险、客户贷款偿还能力外，还应当综合考虑客户公司治理情况、内部控制和合规情况以及洗钱风险。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内控合规监督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