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减免：“古法”能否造新局

□梅恺威

持续十年的低息贷款政策导致全球政府、公司及家庭债务水平创下历史新高，2019年年中已达250万亿美元。这几乎是全球经济产出的三倍，相当于地球上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背负着大约3.25万美元的债务，且这一趋势没有放缓迹象。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决策者意图用贷款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自那时起，利率水平持续走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让大多数人可以有更多时间处理债务，导致债务水平不断上升。

决策者们想方设法要解决经济增长乏力这一难题，他们手中的各项选择都有一个共性：继续扩大债务规模。赤字支出的支持者们认为，各国央行已经精疲力尽，因此需要大量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世界许多地区放宽货币政策，对于那些政府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或正在迅速增长的国家，他们可能更加难以实施财政刺激。

过去五十年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四轮债务累积，前三轮均以某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而告终。在2010年开始的这一轮债务累积中，经济体的债务增长要比以往幅度更大、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

而从长期来看，如果经济增速高于债务增速，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会随之下降。因此，为了控制债务规模，决策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其中多数侧重于增长，主张从支出转向投资，例如在基建领域进行投资以拉动增长，同时减少浪费——例如终止效率低下的能源补贴。

但是，如果政府债务水平过高，决策者可能无法顺畅地通过增加支出或减免税收来刺激疲软的经济，因为这时债权人或许不愿意出资进一步扩大赤字。为了偿还债务，势必要缩减某些关键领域的支出，比如教育、卫生、基建等，而这些领域的投资关乎国家未来的发展。这种紧张局面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选择范围的缩小，会折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在最近的一个周期，由信贷压力导致的恐慌情绪已弥漫至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近期发生的违约事件显示，世界各国的公司也未能幸免。在寻常百姓人家，债务乌云正笼罩着下一代。对美国的一个断面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学生贷款规模达1.5万亿美元，莘莘学子深陷债务泥潭。

如果债务负担过重，补救措施失灵以至于威胁到国家主权或家庭财务安全，则有必要实施债务减免。债务减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减少或免除未偿本金、降低利率或延长贷款期限。

债务免除

自古以来，每当遇到经济困难，国内债务便会得到免除——特别是对农业的债务。20世纪晚期，这一理念被应用于规模较大、且造成较大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21世纪初，由于信贷和房地产泡沫的出现，这一工具也愈发经常地应用于个人债务。基于此，本文将探讨一些免除家庭债务的想法和做法，即如何运用古老的手段来解决循环往复的债务问题。

现代思想告诉我们，社会应该是有组织的，这与主张通过取消债务来恢复经济平衡的想法背道而驰。由道德价值和经济思想交织而成的逻辑链条显得异常复杂。事实上，就债务而言，其在道德维度和经济维度上往往是互相冲突的。

从道德上讲，人们期望有债必偿——毕竟，债务是一方给予的恩惠，也是另一方自愿承担的义务。此外，人们不期望捉襟见肘的穷人支付较经济宽裕者更高的利息。但经济学理论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出借人收取的费用由融资成本、运营成本、资本回报率以及借款人风险所组成。其中最后一项很重要，覆盖了出借人无法收回全部贷款的风险。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出借人需要考虑借款人无力或无意完全偿还贷款的情况。无法还款将造成出借人的损失，因此必须作为风险成本予以考虑。经济实力有限的借款人——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家庭——通常风险成本较高，因此他们需要支付相较于富裕借款人更高的利息，这凸显出了道德直觉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

对于家庭而言，低收入借款人的风险较高，因为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往往不稳定，在没有储蓄或其他资源作为支撑的情况下，收入减少和支出增加都很容易导致违约；此外，出于谨慎，对这类人群的风险溢价也较高。如果出借人缺乏有效的定价和风控工具，还会增加不确定性溢价；但这可以通过建设征信体系来解决。缺少信用记录的家庭，财务状况往往更加难以知晓，受风险溢价的影响，他们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

司法界和经济界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所有债务都必须偿还，其中一些债务在明显违约之后依旧会产生利息和费用。

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到今天仍存在一些例外。

债务免除的历史

五千年前，巴比伦及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者登基后都会开展一项重要工作以恢复经济平衡，内容包括取消个人农业债务、解放奴隶和向持有土地的公民归还被没收的土地。

这些早期经济体的运转离不开信贷，用以购买种子和水，以及缴费和纳税。这些活动都会产生债务，等到收获季节再结算欠款。如果遇到干旱、洪水或虫害导致歉收，就会出现剩余作物不足而无法偿还农业债务的情况。

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公元前4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室与宗教领袖会继续维持公民的自由，并以此为指导原则，允许他们继续耕地、服兵役和无偿提供必要的封建劳务。他们明白把债务违约的人都抓起来是危险的。

个人债权人不断壮大的势力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他们会向耕种者提供贷款，然后迫使他们通过劳作来偿还债务，并从中牟利。在农村地区盛行的高利贷会导致作物盈余无法上缴给王室，同时让劳动力无法履行传统义务，包括参军打仗。失去自由身的债务人可能会逃之夭夭，或投靠敌人，使国家经济蒙受损失，甚至置国家于被周围国家侵占的危险之中，那些侵略国的经济环境更为友好，不存在掠夺性借贷的问题。

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到拜占庭帝国都有这样的紧张关系，中央统治者于是采取行动，将土地归还给缺少土地的人，以维持王室税收和土地保有制为基础的军事力量，而有钱有权的大家族则试图将土地攥在自己手里，拒绝向王室进贡。

因此，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古代近东地区会定期进行债务减免运动。新的统治者常常在继位、战后和建造或翻新寺庙时宣布这些法令。它们逐渐成为一种防止债务扩散和土地止赎的传统手段。

到古巴比伦时代，债务大赦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取消大众所欠的农业债务。商人之间的商业债务按原样保留。第二个要素是释放奴隶、债务人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已被抵押给债权人。第三个要素是归还债务人向债权人抵押的土地或作物，从而使他们一家能够自给自足，并履行相关义务，包括纳税、服兵役和无偿参加公共工程建设。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农业债务按惯例会被王室免除。但到上古时代结束时，债务不再受王室公告的约束，债权人会夺去债务人的自由和土地。

古埃及也有债务免除的案例。通过研究《摩西法典》和耶稣布道的核心内容，我们发现了关于债务免除的记载。根据《利未记》，希伯来奴隶和囚犯将被释放，债务将被免除，神的恩泽将在七个安息年结束后的禧年（Jubilee year）降临人间。这对以色列土地的所有权和管理产生了特殊影响。

随着古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信贷供应方越来越以私人资本为主，土地的私有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后来的罗马法律也更倾向于保护债权人的权利，止赎成了土地兼并的工具。

罗马共和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相对平等的局面被打破，不平等与日俱增。纵观其历史，罗马共和国一直受到债务攀升的困扰。在不同时期都发生过债务免除运动。群体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和相互信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关系。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将罗马共和国的垮台归咎于债务；人们也愈加缅怀那个债务可以被免除，社会各阶层联系紧密的时代。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免除债务的例子，不胜枚举。早在西汉时期，每逢重大国事，例如登基，皇帝都会赦免债务，以彰显仁慈。同样，如果遇到自然灾害，他们也会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施行债务免除。有些债务是欠税的结果；除此之外，农民在庄稼歉收时借的牛或粮食也会变成无力偿还的债务。

找政府借钱并不总是可行或可负担的，因此民间贷款盛行。与其他地方一样，止赎导致土地流向富裕阶层，使社会矛盾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6世纪开始，皇帝们开始免除个人债务，同时还免除欠国家的钱。公元前529年，北魏孝庄帝宣布赦免债务，这是历史记载上首个债务免除的例子。到了唐宋时期，这种做法变得更加频繁，债务大赦高达18次，平均每30年一次。历史时期不同，大赦的范围也不同：有时只是免除利息，有时利息和本金均被免除。有些大赦仅针对逃亡人口或没有还款能力的穷人。

关于债务免除，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南朝刘宋时期的文帝（公元424-453年）意识到，农民负担过重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利，在他29年的执政期间，两次免除农民亏欠政府的债务。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农民、刺激经济。文皇帝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元嘉之治，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富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的阶段。

因此，债务免除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美索不达米亚。

债务减免的现代案例

当今世界遵循的是罗马法原则，将债权人的诉求置于债务人的经济偿付能力之上。尽管如此，现代社会仍不乏债务减免和宽恕的例子。下文的前两个例子与债务免除有关，随后讨论的是如何针对家庭抵押贷款实施减免，这一情况则更为复杂。

哈萨克斯坦

卡西姆·约马特·托卡耶夫在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8年历史上第二任总统约两周后，向国际媒体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设想。

2019年托卡耶夫宣布的第一项重大政策，是免除这个中亚国家六分之一人口持有的不良贷款。同时，他释放出信号，暗示将调整政策，终止国家对私有银行的救助。银行救助代价不菲，在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敏感话题。为了避免银行业在坏账的重压下崩盘，政府至少已向贷款机构注资180亿美元，此举让哈萨克斯坦坠入深渊。

免除债务的主要目的是向弱势群体提供帮扶。公民亏欠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的债务，部分将由政府偿还，主要涉及无担保消费贷款。罚款和罚金将被免除，由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承担相应损失。

援助的对象包括人口较多的家庭、育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残疾的成年人、接受政府社会援助的人群、孤儿，以及在成人之前便失去双亲照料的29岁以下人口。

在免除现有债务的同时，政府还着手严格收紧新贷款发放条件。该法令要求央行采取进一步措施，让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禁止对逾期90天以上的无担保消费贷款收取罚款、佣金或其他费用；禁止向收入低于最低月生活工资（约78美元）的消费者提供贷款；有关无担保消费贷款的其他监管措施。

债务免除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外界的评价也是好坏参半。在社会层面，有些人感到愤慨，认为自己多年以来一直辛苦还债，但其他人却突然获利。

印度

当收入受到冲击时，印度农民一般选择贷款作为解决方案，贷款的来源既有正式渠道也有非正式渠道，而贷款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投资需求，也是为了缓解消费压力。

印度政府采取了一项政策，旨在利用优先领域贷款（priority sector lending PSL）规定来扩大对农业的信贷规模。规定要求公有和私有银行向农业领域提供贷款，授信额度须达到机构年度净贷款规模或表外风险敞口等值信贷规模的18%，以较大者为准。其中8%的额度需投向小规模和边缘农户。拥有20家或以上分行的外资银行也必须执行该项要求。

虽然可以获得大规模定向贷款和补贴，并可以享受各项财政激励措施，但印度农业依然结构性失衡，极易产生大幅波动。长期以来，投资匮乏、灌溉方式原始、对季风依赖性高、土地分散和技术落后成了印度农业的标签。产权制度的缺失和农民初始净资产的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正如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农民有时会大举借款以购买种子、设备和其他必需品，之后却深陷债务泥潭。恶劣天气导致的庄稼歉收造成了财务灾难，更有甚者，有农民因不堪债务负担而自杀，酿成家庭悲剧。因此，债务减免计划被政府用来帮助农民迅速摆脱债务困扰，使他们可以重新参与生产和投资活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恰逢印度大选前一年，印度政府随即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免除计划之一。该计划名为“农业贷款豁免与债务减免方案”（Agricultural Debt Waiver and Debt Relief Scheme），该方案无条件全部或部分免除了全国多达6000万农户的债务，总额达160亿-170亿美元。政府随后向印度的银行注资，全额补偿了该计划下免除的债务，因此，银行并未蒙受任何损失。

包括当时印度政府在内的债务减免支持者认为，该措施有助于缓解由“债务积压”所引发的投资不足。这一现象普遍存在，负债累累的农民不愿意再进行投资，因为他们从任何生产性投资活动中获得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将立即用于支付利息。外界认为，缺乏激励机制是导致农业生产活动停滞不前的原因。印度农业经济规模庞大，倘若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则能为违约者提供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刺激经济活动。

这并非印度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施行债务豁免。

印度债务减免计划的有效性遭到质疑，有充分的经济学证据显示，豁免贷款并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事实上，却导致了道德风险在符合减免条件的家庭群体中上升。有人认为，这些措施会严重破坏信贷文化，从长远来看，会影响许多农民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可能性，迫使他们依赖非官方渠道。

冰岛

在2007-2010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冰岛的金融领域一直在迅速扩张，其规模达到该国GDP的10倍。2008年10月危机到来，冰岛的金融系统随之崩盘。冰岛克朗一夜之间缩水一半以上，在短短几个月内，通胀率就超过了20%。股市暴跌，房产减值四分之一以上。到2009年初，估计有80%至90%的冰岛公司和25%至30%的家庭濒临破产。

冰岛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时而发生。经过激烈的讨论，政府会同金融界和企业联盟拿出了一个大胆、全面的债务减免计划，成功地遏制了违约率的上升趋势。

项目执行期为两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出台临时措施，避免出现人们无房可住、无家可归的情况。具体而言，就是暂停止赎和暂停偿还外汇指数及CPI指数贷款，并对它们进行重组。大规模止赎容易引发房产抛售，进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崩盘，因此必须得到控制。

在下一阶段，家庭有机会和贷款机构进行庭外协商来重组贷款。政府成立了债务人监察员办公室，代表家庭进行谈判。逐案谈判虽然耗时，但减少了道德风险。

之后，为了加快项目实施进程，政府出台了一项债务免除计划，针对的是贷款抵押物价值比超过110%的按揭贷款，因为这些家庭所持有的房产已经资不抵债。此外，在两年期间，政府向金融行业临时征税，以利息补贴的形式返还给按揭人，补贴金额可观，受益者众多。

中小企业也可以申请减免债务，如果他们可以出具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未来会产生正向现金流。

由于目标明确，该项目一方面减少了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确保最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扶持，让许多家庭重新走上正轨。2011年，冰岛经济出现反弹，并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匈牙利

匈牙利的经验显示，盲目地将债务重组负担转嫁给摇摇欲坠的银行业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加剧，偏离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匈牙利福林大幅贬值，对于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其偿还成本随之上升，挤压消费。政府最初尝试了包括暂停止赎、自救倡议在内的一系列办法，以向负债家庭提供支持，但收效甚微。鉴于家庭外币负债率普遍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在没有事先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情况下实施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措施。

在大约五个月的时间里，借款人可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汇率向银行偿还按揭贷款，这要比市场价低30%左右。银行必须自行承担这一隐性减债措施带来的一切损失。参与率相当高——达到全部抵押贷款的15%。然而，该方案未能实现最初的目标，即帮助到那些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负债家庭。最后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利用这个窗口期偿还他们的抵押贷款。与此同时，损失由银行承担，然而他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最后，由于政府未与银行业协商便对个人合同进行追溯性修改，这也对投资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债务减免效用几何？

债务减免，尤其是债务免除，能发挥作用吗？

诸如家庭债务减免和预防止赎这样的市场干预政策是否有效，经济学家一直在辩论，并未形成统一观点。上述案例显示，结果是喜忧参半的。

干预的好处在于可以消除家庭债务积压、防止止赎和促进消费，其弊端包括由于未能精准锁定受益人群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歧视、鼓励恶意违约和破坏信贷纪律。此外，在金融操作层面，对机构给予纾困会间接鼓励它们未来从事高风险的放贷业务。

在国家层面，关于债务减免的概念与实践，已有诸多文章可供参考。从20多年前开始，世界银行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轻其债务负担。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消除贫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自1999年以来，重债穷国的扶贫支出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偿债支出不断下降。承诺进行额外改革的36个国家，他们的偿债支出占GDP比例从2001年的3.1%下降到2014年的1.3%左右。同期，扶贫支出占GDP比例从2001年的6.5%增加到2014年的8.2%以上。

令人惊讶的是，有关家庭债务减免方案成败的经验非常有限。

当然，就文献资料来说，此类做法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债务免除的经济效益，并非都是积极正面的。

有人认为，债务免除之所以能在古代而非现代取得成功，是因为古时债务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导致债务融资不可持续，这一点和当今不同。

古巴比伦人明白经济风险。他们掌握了一些规律，例如牲畜和产出的增长呈S曲线，随着两者的逐渐减少，债务在复利的影响下会不断增加。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巴比伦的抄写生已经开始接受复利方面的培训。学校布置的一道算术题是，按照月利1/60计算，一笔债务过多少时间会翻倍？答案是仅需5年。债务累积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趋势将国家置于贫困的边缘。

时至今日，这样的局面可能不会再出现。预算和优先政策中心（The Centre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分析了美国自1792年以来长达223年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速超过了利率，这有助于减轻现有债务的负担。从1792年到2025年，平均下来，年增长率要高出利率0.9%。这是一个平均数，尤其受到重大战争时期的影响，其间经济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利率。以1942年为例，名义GDP增长率为27%，而名义利率增长率为2%，相差25%。在1812年美英战争、美国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利率12.4%。一般来说，如有重大战争爆发，政府会大幅增加支出，推动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

大萧条展现了经济增长和利率之间的另一层关系。从1930年到1933年，美国经济发生萎缩，但利率无法降到零以下，这时利率跑得比经济更快，例如在1932年，利率增幅约达23%。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经济快速复苏，两者之间的关系再度扭转，像重大战争时期那样，经济增速重新超过利率，1934至1938年间，经济平均增长了6.5%。

以美国为例，如果将战争年代和异常的大萧条时期排除在外，贯穿美国历史始终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增速快于利率，尽管幅度显得微不足道，仅为0.2%。

如今，债务的复合增长率不太可能超过经济增速。虽说如此，仍然有许多例子表明，如果贷款利率过高，债务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超过其潜在收入增长，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则是此类贷款的来源之一。

债务减免并不总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究其原因，道德风险不可忽视。马丁·坎茨（Martin Kanz）在《美国经济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上撰文表示，印度2008年实施的“农业债务减免计划”旨在减轻农户的债务积压问题、刺激投资和提高生产力，但基本上未能实现上述目标。根据他的研究，虽然农户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但消费和投资依然不见起色。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存续的信用关系被破坏了。

被确认有违约记录后，计划受益人今后难以从机构获取贷款。因此，他们更加依赖于非正规贷款渠道，而且对未来贷款形势的预判让他们丧失动力，不愿从事投资和农业生产活动。坎茨认为，要想降低道德风险，可以在实施救济后想办法重建信贷关系，并向按时还款，未接受债务减免的人提供激励，例如临时利率补贴，以减少外界对享受的债务减免政策的人的怨恨之情。

某些时候，债务免除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政治举措。格鲁吉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9年11月，就在总统选举前几天，执政党公布了一项极具争议的政策，宣布免除60万人的债务，随后执政党候选人击败强大的对手，取得胜利。

（作者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金融科技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捷信集团董事Mel Carv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