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金融企业家”——专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彩虹
发布时间：2020-09-30 08:27:37 作者：赵辉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记者 赵辉
“我爱读书，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与人交流。退休前没有时间，退休后时间就比较充裕了。我就把这几十年来的观察进行总结和理论的提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彩虹说。
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原董秘，他在从事工作中经常思考公司治理问题。他发现，公司治理无非三个方面，一个是制度体系，一个是运作机理，一个是人的能量。而人的能量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金融企业家。
他看到，金融企业家在当前的中国既重要又稀缺，为此，他将研究金融企业家作为自己人生下一程的重大课题之一。
到目前为止，他通过和德勤公司治理中心合作，已经形成了关于金融企业家的系统思考。
最近的一个演讲中，陈彩虹指出，“培养一支有足够‘板凳深度’（后备数量充足）、结构和梯队合理的金融企业家队伍迫在眉睫。”那么为什么这么说？为此《中国银行保险报》近期对陈彩虹进行了专访。
为什么提出金融企业家概念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为什么要提金融企业家这个概念？
陈彩虹：我们普遍将金融业的高管称之为金融家，这个称呼体现了行业的特点，但是没有体现出企业的特性。
传统上，社会对于金融家存在着认知偏差，认为金融家就是高智商，用钱生钱的人。它们不创造财富，只是分享实体企业创造的财富和价值。但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现代金融企业本身就创造价值。
金融企业通过资金融通，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财务状况，另一方面为实体企业创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现代经济中，如果没有金融企业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等服务，后者的价值创造是无法实现的。
金融企业高管们作为企业领导者，他们并非简单地做钱生钱的智力游戏。他们是需要付出复杂的脑力劳动，依靠自身人力资本承担风险的“特殊劳动者”。他们的身上有创新、创业、勇于担当风险等企业家特性。
整个社会对于金融企业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开始，现代金融企业开始陆续地出现。但是在早期，金融企业更多地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市场的套利规则，来获得利润。
但两次工业革命后，现代金融变成了在产业链中间，依靠服务创造价值的环节。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科技的进步，信息透明度越来越大，金融企业套利空间越来越小。结果金融企业越来越像企业，越来越不像市场玩家。它们通过信贷、支付、保险、租赁等服务，已经参与到了整体实体产业的各个流程，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则越来越像企业家。
但是这个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创新的爆发，一些金融企业的领导者逐渐远离价值创造，用各种金融产品来进行套利，脱离了实体经济。
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与这种情况相关。这种情况下逐渐带来了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某种矛盾。而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这导致金融企业在人们心目中，其价值创造力仍然无法和实体企业相提并论，大家仍然对于金融企业有偏见。
我之所以提出金融企业家的概念。既要肯定金融企业领导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还要告诉金融企业高管们，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应该摒弃那些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市场利差来套利、投机、谋求超额利润的方式。我们的利润要从客户价值中来，从实体经济的价值增长中来。
我国金融企业家稀缺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国金融企业家特别稀缺，为什么这么说？
陈彩虹：中国金融企业家高度稀缺。从近年的情况来看，中管金融企业的董事长、行长或副行长离任之后，这些重要领导岗位的“出缺”屡见不鲜。
对于中管金融企业，高管频繁“出缺”，数量不达标，金融企业家处于绝对稀缺状态。对于其他金融企业，虽然高管绝对数量并不算少，但普遍存在经营管理能力和素质不足以领导和治理一家金融企业的情况，金融企业家的相对稀缺状态突出。两种稀缺的叠加，和中国金融业时下面临的复杂多元挑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培养一支有足够“板凳深度”（后备数量充足）、结构和梯队合理的金融企业家队伍迫在眉睫。
那么金融企业家缺少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现有的金融企业家是自发地、个体化地生长出来的，尚没有社会、行业就金融企业家自我催生、培植、激励和修炼的自觉规划和实践安排。恰恰是这种金融企业家“自然成长模式”造成了如今中国金融企业家奇缺的状态。
培养金融企业家
是中国紧迫的历史重任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曾指出培养金融企业家是当下中国紧迫的历史重任，为什么这么说？
陈彩虹：首先是中国金融企业新竞争态势的需要。一方面，一些金融企业正打破专业的边界，业务复杂性、风险交叉性和管理难度大幅上升，市场竞争能力受到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取消，外资金融企业抢滩布局，将加剧金融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如此情况下，对金融企业家的需求相应出现某种形态的高潮。
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整体还不高。改变这局面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跨国界工作能力的金融企业家队伍。
其次也是预防和应对下一场金融危机的需要。前两次金融危机之中，中国金融业并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中国金融业和金融企业高管们并未有过硝烟弥漫的金融危机体验。
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2020 年初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又添新的“黑天鹅”，至今未能看到结束之日，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负面影响难以估算；当下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嵌入到了国际金融市场之中，对外开放的提速将加速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深化融合，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不再可能扮演“看客”的角色。
在如此现实之下，中国金融企业的领导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金融企业家的现状与这一挑战之间形成强烈对比。金融企业家数量的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积累有限等问题，将中国金融企业家培养的紧迫性摆放在我们面前。
再次是引领金融科技发展的需要。近十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金融新产品和新服务，也触发了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监管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如果在金融科技上没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没有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定力，没有迅速转化为战术执行层面的持续投入，金融企业将丧失新的发展机遇。 这就需要那些拥抱金融科技，敢于创新的金融企业家们。
□记者 赵辉
“我爱读书，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与人交流。退休前没有时间，退休后时间就比较充裕了。我就把这几十年来的观察进行总结和理论的提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彩虹说。
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原董秘，他在从事工作中经常思考公司治理问题。他发现，公司治理无非三个方面，一个是制度体系，一个是运作机理，一个是人的能量。而人的能量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金融企业家。
他看到，金融企业家在当前的中国既重要又稀缺，为此，他将研究金融企业家作为自己人生下一程的重大课题之一。
到目前为止，他通过和德勤公司治理中心合作，已经形成了关于金融企业家的系统思考。
最近的一个演讲中，陈彩虹指出，“培养一支有足够‘板凳深度’（后备数量充足）、结构和梯队合理的金融企业家队伍迫在眉睫。”那么为什么这么说？为此《中国银行保险报》近期对陈彩虹进行了专访。
为什么提出金融企业家概念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为什么要提金融企业家这个概念？
陈彩虹：我们普遍将金融业的高管称之为金融家，这个称呼体现了行业的特点，但是没有体现出企业的特性。
传统上，社会对于金融家存在着认知偏差，认为金融家就是高智商，用钱生钱的人。它们不创造财富，只是分享实体企业创造的财富和价值。但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现代金融企业本身就创造价值。
金融企业通过资金融通，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财务状况，另一方面为实体企业创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现代经济中，如果没有金融企业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等服务，后者的价值创造是无法实现的。
金融企业高管们作为企业领导者，他们并非简单地做钱生钱的智力游戏。他们是需要付出复杂的脑力劳动，依靠自身人力资本承担风险的“特殊劳动者”。他们的身上有创新、创业、勇于担当风险等企业家特性。
整个社会对于金融企业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开始，现代金融企业开始陆续地出现。但是在早期，金融企业更多地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市场的套利规则，来获得利润。
但两次工业革命后，现代金融变成了在产业链中间，依靠服务创造价值的环节。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科技的进步，信息透明度越来越大，金融企业套利空间越来越小。结果金融企业越来越像企业，越来越不像市场玩家。它们通过信贷、支付、保险、租赁等服务，已经参与到了整体实体产业的各个流程，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则越来越像企业家。
但是这个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创新的爆发，一些金融企业的领导者逐渐远离价值创造，用各种金融产品来进行套利，脱离了实体经济。
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与这种情况相关。这种情况下逐渐带来了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某种矛盾。而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这导致金融企业在人们心目中，其价值创造力仍然无法和实体企业相提并论，大家仍然对于金融企业有偏见。
我之所以提出金融企业家的概念。既要肯定金融企业领导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还要告诉金融企业高管们，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应该摒弃那些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市场利差来套利、投机、谋求超额利润的方式。我们的利润要从客户价值中来，从实体经济的价值增长中来。
我国金融企业家稀缺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国金融企业家特别稀缺，为什么这么说？
陈彩虹：中国金融企业家高度稀缺。从近年的情况来看，中管金融企业的董事长、行长或副行长离任之后，这些重要领导岗位的“出缺”屡见不鲜。
对于中管金融企业，高管频繁“出缺”，数量不达标，金融企业家处于绝对稀缺状态。对于其他金融企业，虽然高管绝对数量并不算少，但普遍存在经营管理能力和素质不足以领导和治理一家金融企业的情况，金融企业家的相对稀缺状态突出。两种稀缺的叠加，和中国金融业时下面临的复杂多元挑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培养一支有足够“板凳深度”（后备数量充足）、结构和梯队合理的金融企业家队伍迫在眉睫。
那么金融企业家缺少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现有的金融企业家是自发地、个体化地生长出来的，尚没有社会、行业就金融企业家自我催生、培植、激励和修炼的自觉规划和实践安排。恰恰是这种金融企业家“自然成长模式”造成了如今中国金融企业家奇缺的状态。
培养金融企业家
是中国紧迫的历史重任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曾指出培养金融企业家是当下中国紧迫的历史重任，为什么这么说？
陈彩虹：首先是中国金融企业新竞争态势的需要。一方面，一些金融企业正打破专业的边界，业务复杂性、风险交叉性和管理难度大幅上升，市场竞争能力受到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取消，外资金融企业抢滩布局，将加剧金融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如此情况下，对金融企业家的需求相应出现某种形态的高潮。
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整体还不高。改变这局面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跨国界工作能力的金融企业家队伍。
其次也是预防和应对下一场金融危机的需要。前两次金融危机之中，中国金融业并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中国金融业和金融企业高管们并未有过硝烟弥漫的金融危机体验。
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2020 年初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又添新的“黑天鹅”，至今未能看到结束之日，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负面影响难以估算；当下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嵌入到了国际金融市场之中，对外开放的提速将加速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深化融合，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不再可能扮演“看客”的角色。
在如此现实之下，中国金融企业的领导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金融企业家的现状与这一挑战之间形成强烈对比。金融企业家数量的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积累有限等问题，将中国金融企业家培养的紧迫性摆放在我们面前。
再次是引领金融科技发展的需要。近十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金融新产品和新服务，也触发了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监管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如果在金融科技上没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没有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定力，没有迅速转化为战术执行层面的持续投入，金融企业将丧失新的发展机遇。 这就需要那些拥抱金融科技，敢于创新的金融企业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