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亚洲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亚金协普惠金融合作委员会

2020年，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简称“亚金协”）与博鳌亚洲论坛共同发布《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简称《报告》）。《报告》以亚洲区域具代表性经济体为研究对象，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不同构成──政府推动与顶层设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的业务模式、消费者金融素养与保护等五个方面梳理典型实践案例，旨在促进亚洲各国互学互鉴实践经验，构建更为适宜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推进亚洲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王梓/制图

应对全球危机

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这一理念，其本质是让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到现在，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向有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成本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是其关键所在。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20年，全球范围内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消费和生产的持续中断，导致严重的经济萎缩和大规模失业。为应对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均加大对农民、残障人士、低收入群体、贫困人群和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确保这些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获得及时、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以刺激经济、激发市场活力、减轻失业和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次《报告》以亚洲地区具代表性经济体为研究对象，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不同构成──政府推动与顶层设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的业务模式、消费者金融素养与保护等五个方面，梳理各国间的典型实践。

梳理典型实践

首先是政府推动与顶层设计。政府的引导有助于消除获取金融服务的非市场性障碍，提高普惠金融供应商的积极性，有机融合责任金融、民生金融与创新金融，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度。

中国的顶层设计，从货币信贷支持政策、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监管治理框架、金融行业普惠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呈现政府从全局性战略高度统筹推进、自上而下逐级传导，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效。

印度的普惠金融国家战略从普及金融服务、提供基本金融服务、提供谋生或技能开发的培训计划、推广金融教育与提升金融素养、保护消费者与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实现持续有效的协调等维度，给出未来要着力实现的六大目标。

日本的政策性融资供给体系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地方信用担保协会和商工中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个维度，介绍如何向中小企业和小规模经营者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和信用担保，推动民间金融机构再次对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亚洲各国都在积极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市场主体创造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柬埔寨案例介绍柬埔寨信用局打破金融机构信用信息使用壁垒，构建全国性征信体系分享信息，实现征信信息获取和使用的规模效应，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从而提高民众信贷获得率。

印度统一支付接口（UPI）电子系统整合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应用，建立实时、高效交易结算且能被有效监管的框架，用户体验良好、使用虚拟支付地址避免客户敏感信息泄漏、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实现可互操作，被评为全球领先的实时支付系统。

中国动产抵押担保体系，通过修订法律和引入动产融资登记系统，将动产纳入可抵押资产类别，扩大中小企业的抵押品边界，延伸金融机构融资服务范围，促进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高效的、普惠性的互动。

第三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服务覆盖广泛化、客户群体大众化、风险管理数据化、交易成本低廉化的四大特征，对解决普惠金融领域诸多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案例介绍数字支付及其出海探索，成本低、使用方便的数字信贷与数字理财，覆盖面广、品种多、价格可负担的数字保险，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百花齐放的生态，以及中国政府支持创新与防范风险双轨并行的引导举措。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除新加坡之外电子商务最有潜力的市场，越来越多的传统银行主动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合作。同时，东盟金融创新网络（AFIN）大力支持亚太地区新兴市场金融服务创新和普惠金融发展，为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合作和创新的平台。

沙特阿拉伯的监管沙箱，帮助监管当局更好地了解和评估新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助力其建成“智能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在沙箱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进行市场化探索，聆听消费者反馈的信号。

第四是创新业务模式。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深耕细作。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不断推进业务模式创新，典型模式给行业发展树立标杆，产生示范带动效应。

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关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贫困女性需求，通过“十六条公约”为客户建立良好的价值观并培养理财和生活能力，采用“小组+中心”风险控制模式，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以精神和团队力量引导客户积极还款。

马来西亚代理银行模式是金融机构与其他机构合作上的创新。作为用户友好、成本低而效率高的银行服务形式，深耕于远离银行集中服务的偏远地区，服务那些传统银行无力覆盖的客户群体。

最后是消费者金融素养与保护。随着金融产品复杂程度不断深化，亚洲各国都在加大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力度，以提高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认知、判断和决策能力，强化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与风险意识。

蒙古国在自然条件、收入水平并不占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全国金融素养项目提升国民金融素养，广泛宣传普惠保险理念提高居民普惠保险意识。

韩国通过立法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细化金融产品类别，规定销售行为遵守原则，强调金融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措施，引入功能性监管体系框架，有效避免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保障消费者选择权利。

针对未来的建议

本次《报告》认为，亚洲国家已在普惠金融领域整体实现较大突破，但仍然存在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国家与国家之间普惠金融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各国在地理位置、经济与金融环境、政策与监管、金融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来源、教育水平、金融素养、消费者保护措施、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挑战，也蕴藏着机遇。

结合当前现状，《报告》针对未来亚洲普惠金融的愿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是着眼全局，构建普惠金融治理新体系。普惠金融涉及中小微、双创、涉农、扶贫、助残、帮困等领域，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民生改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切实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制定国家层面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引导市场资源投向重点领域、服务不均衡不充分领域。完善法律框架、监管体制及金融基础设施，创造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环境，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科技赋能，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提高了客户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加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同时大幅降低了服务成本，解决了传统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数字普惠金融战略实施的落脚点就是平台和数据。金融机构要以科技为支撑，搭建外部交互开放、内部充分整合的平台，提高数据管理和运用能力，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粘性。金融机构应当更加注重借助科技的力量，实现目标客户的精准识别、精细管理、精确服务，传递金融暖意，努力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普惠金融新生态。

三是增强预判，探索风险管控新模式。数字技术创新了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与产品服务形态，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了市场竞争力。随着普惠金融客户群体不断扩大，业务趋于复杂，不确定因素相应增多。金融机构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不仅要面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业务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数字技术引发的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等与技术和信息传播有关的风险。数字金融的风险更具隐蔽性、传染性和广泛性，增加了系统性风险隐患，对金融机构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做好事前客户适当性评估以外，金融机构还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整合内外部及各方信息平台，建立风险全流程管控模式，提高风险识别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做到风险的早预警、早发现、早识别、早控制。

四是深化融合，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放慢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催化剂，从而也改变了国际金融合作的趋势。疫情带来的冲击凸显了区域内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也成为亚洲加强区域经贸合作的新契机。亚洲在疫情中持续推进区域合作，展现出了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性。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是亚洲各国的共同目标。应充分发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区域多边机制作用，促进亚洲各国金融机构交流和金融资源整合，为各国解决共性和差异化问题提供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普惠金融，除了要关注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和适当性、业务模式商业可持续和易推广、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安全以及负责任等关键要素之外，还需要着力构建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