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双循环 开启新征程——第二届“中国农金30人论坛”专题报道之一
发布时间：2020-12-14 09:48:45 作者：仇兆燕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记者 仇兆燕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乡村振兴”、“双循环”新格局下，“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的农信机构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如何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之年起好步、开好局？
12月10日，以“共创共建、共生共赢，谱写农信事业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农金30人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全国近30家省级联社、农商银行的党委书记、理事长（董事长）及有关负责人，以及业界知名专家、跨行企业代表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论坛围绕农信机构风险压力与创新应对之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以及如何开启“十四五”发展新征程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农村金融主力军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等内容。同时，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进程也不断深化，能力进一步增强。点石金融科技发布的《2020年农金机构资金业务现状及对策建议》中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农金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41万亿元，法人机构个数为3902个，分别占银行业机构资产规模的13%和机构总数的85%。
农村信用社对“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当日，银保监会普惠部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县域金融服务面不断扩大，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99.6%，基础金融服务乡村覆盖率99.9%，到2020年9月末，涉农贷款总数是38.7万亿元；5年来增长47%；农户贷款余额16.6万亿元，5年来增长了5.5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3年增长了2.4万亿元。
对脱贫攻坚，农信机构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还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5038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1204.3万户，占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40%，但不良率非常低，只有不到1%。
新局面下面临新压力
但是新发展环境下，农信机构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当前，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着金融业务和业务运行方式；大型银行通过网点、客户对象下沉聚焦县域小微企业和三农。
对于外部环境，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 2021年宏观政策的关键是激发中国消费的巨大增长潜力。同时，目前产业增长也是不平衡的，比如，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房地产“灰犀牛”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
对于内部环境，山东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孙开连认为，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较多，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压力持续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银行不断下沉重心，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同业竞争更加激烈。
不过，江西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认为，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且机遇大于挑战。
孔发龙认为，正在加快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下一阶段农村中小银行发展动力的源泉。同时新格局还释放五大红利，包括乡村振兴红利、共同富裕红利、扩大内需红利、数字经济红利、普惠金融红利。
波士顿咨询现场发布的《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新篇章》也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全局性、战略性任务，发展县域经济将承接区域产业转移，解决回流就业人口，帮助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农村金融机构肩负着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使命，承载着金融扶贫的重任，实现全社会金融服务的普遍化和平等化，解决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建议农信机构关注四个方面，“一是要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点农产品有效供给，支持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农业农村业态；二是要加大对乡村建设行动的支持力度，结合乡村振兴的十大行动，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加大金融资源的投入；三是做好对主要涉农主体，小农户、新型金融主体、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四是要把金融服务和农村社会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相融合，培养农民的诚信守信意识。”
强化自身发展需解决三大问题
要想在变局中开新局，打铁首先需自身硬。多位与会嘉宾都认为，农信机构要坚持支农支小定位，同时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持续深化体制改革、通过技术赋能深挖客户资源等软硬实力的打造，抓住新格局下的新机遇，应对来自大中型银行甚至是互联网机构的挑战。
问题一：坚持定位，保持定力
面对挑战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定位，保持定力。根据监管要求，当前农金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中心，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另外，也要确保信贷资产特别是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总资产中保持适当比例。
“农信机构要坚守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发挥传统优势。”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志军强调，农信机构要坚持聚焦县域下沉中心，突出主业，担当主责，主动对接三农金融需求，把支农支小作为农信系统服务实体经济的出发点。
湖南省联社党委书记赵应云认为，作为地方金融机构的重要力量和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需要在变化中把握规律，把握优势，打造特色，着力构建农信系统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互惠共赢的大格局，推动形成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文祖说，支农支小是农村信用社的“主阵地”。
他表示，回归本源、坚守主业，全力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既是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更是政治站位。“今年新疆出现的多次疫情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越是困难，农村信用社越要扛起责任，坚守‘主阵地’。种子再好没有土壤也难以生存，只有与地方经济共克时艰、休戚与共，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农信社的经营方向说到底就是要‘姓农、姓小、姓土’。”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小龙认为，姓农就是服务“三农”，姓小就是要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姓土就是要扎根本土，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是农信社的初心和使命。“无论农信社未来如何改革，这都是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他强调。
在具体的举措上， 吉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壮认为，要主动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部署和产业发展政策，统筹地区、城乡和产业发展，围绕重点地区、重要领域和战略产业发展需求，突出为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金融支持，注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增强金融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同时丰富现有产品内容，突出金融产品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加强对创新型信贷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速推广可以惠及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工具。
“农村金融机构要保持清醒和冷静，团结一致。”中国农金30人论坛主席，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银行保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进元认为，在银保监会的科学监管和正确领导下，农信机构能在挑战当中发现新的机遇，在压力当中催生新的动力，在双循环的大格局下实现创造新的佳绩。
问题二：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深化体制机制
农金机构的构成数据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形态比较多元，同时具有小而分散的特点。这就要求农信机构更要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深化体制改革。
据波士顿咨询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加上新兴农村机构总共3915家。其中农商行1478家，农合社28家，农村信用社722家，村镇银行1630家，贷款公司1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4家。
虽然自2015年以来，银保监会推动农信社充实资本金，逐步升级为农商行，从股份合作企业转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改善了治理架构，部分农商行的活力得以实现，并成功上市。不过目前全国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资产规模以上的只有5家，其余规模依旧相对较小。
“目前农信社的发展受到体制机制的巨大影响，省联社的角色在新形势下亟需调整，需要理顺监管责任、公司治理构架、业务职责边界、以及科技赋能等环节。”波士顿咨询方面认为。
具体到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对标新时期高质量发展要求，农商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目前农商银行股本普遍较小、容易出现大股东控制，民营资本占比较高、股权结构较为单一等情况。”云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主任倪立认为，在此方面存在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仍不完善，部分机构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监事专业性、独立性不够，高管层职责定位偏离，尚未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等问题较突出；少数机构股东行为不规范，大股东通过对公司外部的利益输送侵害中小股东，甚至通过隐性关联谋取控制权、把持董事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控制的问题。
王小龙也认为，相比大型银行，农信机构在公司治理上的确具有相对劣势。从外部看，中小银行缺乏可借鉴的先进模式与经验，各地经济发展特色不尽相同，很难形成统一的公司治理规则和实践共性；舆论也更多关注大中型银行，社会对中小银行的监督相对偏少。同时，农信机构所面对的监管环境也与大中型银行有所不同。从内部看，中小银行股东的遴选范围和余地更小，资本门槛较低，在股东股权的相关操作上不够规范。
围绕这一问题王小龙认为关键是要高度关注风险背后“人”的因素。他认为这是中小银行法人治理的落脚点。
问题三：深挖客户资源，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作为三农服务的主力军，过去农金机构以独特的地理优势、线下网点和基层业务人员，立足于农村形成以存贷为主业，服务三农为根基，小农散户和小机构为主要客户的经营定位。但是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习惯的改变，科技持续变革，数据越发丰富，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中型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下沉对于农信机构的影响最为明显。
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波士顿咨询认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需要把握自身独特的优势，深挖存量客户、精耕细作、对客户进行客群细分，通过数据分析深挖存量客户，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并改造和升级网点渠道，提升线上线下融和一体的客户体验。
京东数科认为，通过数字化转型，能极大提升农信机构的金融供应链能力，同时降低风险管理对抵押物的高度依赖。协助农信机构改进资产管理模式，提升贷后催收效果，成功预测和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强化金融服务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但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受到技术、人才和成本等约束，单凭农信机构一己之力很难完成。重庆农商行副行长张培宗就表示，当前，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客户带来的全新体验，对现代金融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型银行在科技金融发展上已“先行一步”。由于财力、人力、管理基础比较薄弱，部分农村中小银行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焦虑和迷茫阶段。就此，王小龙建议，省联社充分发挥大平台的作用，站在全系统的高度，整合调配系统资源，花最少的钱、用最优的人、干最好的事。“这也是我们农信系统相比其他中小银行的独特优势。”
□记者 仇兆燕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乡村振兴”、“双循环”新格局下，“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的农信机构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如何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之年起好步、开好局？
12月10日，以“共创共建、共生共赢，谱写农信事业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农金30人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全国近30家省级联社、农商银行的党委书记、理事长（董事长）及有关负责人，以及业界知名专家、跨行企业代表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论坛围绕农信机构风险压力与创新应对之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以及如何开启“十四五”发展新征程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农村金融主力军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等内容。同时，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进程也不断深化，能力进一步增强。点石金融科技发布的《2020年农金机构资金业务现状及对策建议》中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农金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41万亿元，法人机构个数为3902个，分别占银行业机构资产规模的13%和机构总数的85%。
农村信用社对“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当日，银保监会普惠部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县域金融服务面不断扩大，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99.6%，基础金融服务乡村覆盖率99.9%，到2020年9月末，涉农贷款总数是38.7万亿元；5年来增长47%；农户贷款余额16.6万亿元，5年来增长了5.5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3年增长了2.4万亿元。
对脱贫攻坚，农信机构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还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5038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1204.3万户，占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40%，但不良率非常低，只有不到1%。
新局面下面临新压力
但是新发展环境下，农信机构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当前，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着金融业务和业务运行方式；大型银行通过网点、客户对象下沉聚焦县域小微企业和三农。
对于外部环境，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 2021年宏观政策的关键是激发中国消费的巨大增长潜力。同时，目前产业增长也是不平衡的，比如，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房地产“灰犀牛”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
对于内部环境，山东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孙开连认为，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较多，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压力持续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银行不断下沉重心，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同业竞争更加激烈。
不过，江西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认为，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且机遇大于挑战。
孔发龙认为，正在加快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下一阶段农村中小银行发展动力的源泉。同时新格局还释放五大红利，包括乡村振兴红利、共同富裕红利、扩大内需红利、数字经济红利、普惠金融红利。
波士顿咨询现场发布的《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新篇章》也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全局性、战略性任务，发展县域经济将承接区域产业转移，解决回流就业人口，帮助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农村金融机构肩负着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使命，承载着金融扶贫的重任，实现全社会金融服务的普遍化和平等化，解决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建议农信机构关注四个方面，“一是要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点农产品有效供给，支持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农业农村业态；二是要加大对乡村建设行动的支持力度，结合乡村振兴的十大行动，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加大金融资源的投入；三是做好对主要涉农主体，小农户、新型金融主体、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四是要把金融服务和农村社会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相融合，培养农民的诚信守信意识。”
强化自身发展需解决三大问题
要想在变局中开新局，打铁首先需自身硬。多位与会嘉宾都认为，农信机构要坚持支农支小定位，同时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持续深化体制改革、通过技术赋能深挖客户资源等软硬实力的打造，抓住新格局下的新机遇，应对来自大中型银行甚至是互联网机构的挑战。
问题一：坚持定位，保持定力
面对挑战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定位，保持定力。根据监管要求，当前农金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中心，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另外，也要确保信贷资产特别是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总资产中保持适当比例。
“农信机构要坚守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发挥传统优势。”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志军强调，农信机构要坚持聚焦县域下沉中心，突出主业，担当主责，主动对接三农金融需求，把支农支小作为农信系统服务实体经济的出发点。
湖南省联社党委书记赵应云认为，作为地方金融机构的重要力量和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需要在变化中把握规律，把握优势，打造特色，着力构建农信系统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互惠共赢的大格局，推动形成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文祖说，支农支小是农村信用社的“主阵地”。
他表示，回归本源、坚守主业，全力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既是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更是政治站位。“今年新疆出现的多次疫情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越是困难，农村信用社越要扛起责任，坚守‘主阵地’。种子再好没有土壤也难以生存，只有与地方经济共克时艰、休戚与共，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农信社的经营方向说到底就是要‘姓农、姓小、姓土’。”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小龙认为，姓农就是服务“三农”，姓小就是要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姓土就是要扎根本土，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是农信社的初心和使命。“无论农信社未来如何改革，这都是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他强调。
在具体的举措上， 吉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壮认为，要主动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部署和产业发展政策，统筹地区、城乡和产业发展，围绕重点地区、重要领域和战略产业发展需求，突出为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金融支持，注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增强金融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同时丰富现有产品内容，突出金融产品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加强对创新型信贷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速推广可以惠及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工具。
“农村金融机构要保持清醒和冷静，团结一致。”中国农金30人论坛主席，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银行保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进元认为，在银保监会的科学监管和正确领导下，农信机构能在挑战当中发现新的机遇，在压力当中催生新的动力，在双循环的大格局下实现创造新的佳绩。
问题二：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深化体制机制
农金机构的构成数据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形态比较多元，同时具有小而分散的特点。这就要求农信机构更要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深化体制改革。
据波士顿咨询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加上新兴农村机构总共3915家。其中农商行1478家，农合社28家，农村信用社722家，村镇银行1630家，贷款公司1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4家。
虽然自2015年以来，银保监会推动农信社充实资本金，逐步升级为农商行，从股份合作企业转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改善了治理架构，部分农商行的活力得以实现，并成功上市。不过目前全国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资产规模以上的只有5家，其余规模依旧相对较小。
“目前农信社的发展受到体制机制的巨大影响，省联社的角色在新形势下亟需调整，需要理顺监管责任、公司治理构架、业务职责边界、以及科技赋能等环节。”波士顿咨询方面认为。
具体到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对标新时期高质量发展要求，农商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目前农商银行股本普遍较小、容易出现大股东控制，民营资本占比较高、股权结构较为单一等情况。”云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主任倪立认为，在此方面存在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仍不完善，部分机构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监事专业性、独立性不够，高管层职责定位偏离，尚未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等问题较突出；少数机构股东行为不规范，大股东通过对公司外部的利益输送侵害中小股东，甚至通过隐性关联谋取控制权、把持董事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控制的问题。
王小龙也认为，相比大型银行，农信机构在公司治理上的确具有相对劣势。从外部看，中小银行缺乏可借鉴的先进模式与经验，各地经济发展特色不尽相同，很难形成统一的公司治理规则和实践共性；舆论也更多关注大中型银行，社会对中小银行的监督相对偏少。同时，农信机构所面对的监管环境也与大中型银行有所不同。从内部看，中小银行股东的遴选范围和余地更小，资本门槛较低，在股东股权的相关操作上不够规范。
围绕这一问题王小龙认为关键是要高度关注风险背后“人”的因素。他认为这是中小银行法人治理的落脚点。
问题三：深挖客户资源，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作为三农服务的主力军，过去农金机构以独特的地理优势、线下网点和基层业务人员，立足于农村形成以存贷为主业，服务三农为根基，小农散户和小机构为主要客户的经营定位。但是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习惯的改变，科技持续变革，数据越发丰富，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中型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下沉对于农信机构的影响最为明显。
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波士顿咨询认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需要把握自身独特的优势，深挖存量客户、精耕细作、对客户进行客群细分，通过数据分析深挖存量客户，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并改造和升级网点渠道，提升线上线下融和一体的客户体验。
京东数科认为，通过数字化转型，能极大提升农信机构的金融供应链能力，同时降低风险管理对抵押物的高度依赖。协助农信机构改进资产管理模式，提升贷后催收效果，成功预测和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强化金融服务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但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受到技术、人才和成本等约束，单凭农信机构一己之力很难完成。重庆农商行副行长张培宗就表示，当前，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客户带来的全新体验，对现代金融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型银行在科技金融发展上已“先行一步”。由于财力、人力、管理基础比较薄弱，部分农村中小银行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焦虑和迷茫阶段。就此，王小龙建议，省联社充分发挥大平台的作用，站在全系统的高度，整合调配系统资源，花最少的钱、用最优的人、干最好的事。“这也是我们农信系统相比其他中小银行的独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