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转型发展支持需求侧管理

□唐建伟 刘学智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创新性地提出了“需求侧改革”，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需求侧管理”。无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扩大国内需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时期的核心工作。需求侧管理不仅仅是促进需求规模的扩大，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新结构、新动能、新产业、新金融的新发展格局。

新结构就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去我国扩大内需措施更多地是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与以往不同，当前提出的需求侧管理聚焦于制约总需求增长的中长期、系统性问题，致力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就是激发经济增长新的潜力。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2019年消费规模突破40万亿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蕴含巨大增长空间。通过需求侧管理，合理引导消费、储蓄和投资，在激活潜在需求、释放新需求的同时，促进需求质量的提高。新产业就是聚焦技术进步、服务升级等领域增长。通过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带动高端制造、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促进新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并且引导消费向低碳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金融业要更好地支持需求侧管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业转型发展。以新金融促进有效需求扩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推动金融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发展生产力。那时候，需要追求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债务高企。因此，我国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原先的金融供给结构已经难以适应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未来，不能继续依赖传统信贷模式“加杠杆”，而是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改革来疏通堵点，释放被抑制的需求。重点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不但有助于丰富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增强金融体系功能，而且有助于稳定宏观杠杆，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更好地支持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

二是推动银行经营模式转型。过去十多年里，国有大型银行纷纷通过引资、改制和上市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大中小商业银行在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和经营业绩方面也都明显进步。但银行在经营模式转型方面步伐仍然较慢，目前授信审批及风险控制上更多还是依赖传统的抵押品。与此同时，过去十几年又正好遇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和房价持续上涨的时期，使得房地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对偶关系，两者之间会相互强化，加重了金融泡沫风险。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客户对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和综合化。传统依靠抵押品的资本占用型经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银行迫切需要调整经营模式，需要走出一条低资本占用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在传统业务之外不断拓展新型业务，打造业务多元化的新增长格局。比如发展投贷联动业务模式，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客户资源、资金资源方面的优势，有效增加科创企业、服务型企业的金融供给和支持。

三是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既是传统商业银行应对金融科技等新技术变革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新时期银行业实现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另一方面，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也有利于减少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数字化风控不依赖于房地产等抵押品，可以减轻金融资产与房地产之间的紧偶合关系，缓解金融顺周期影响。通过数字化转型，将提升银行在经营理念、服务理念、创新能力、风控能力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增强银行业对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银行数字化转型要从战略、组织、技术、数据等多方面推进。战略上：培养数字思维，确定数字化转型方向；组织上：提升敏捷程度，培养数字化人才与企业文化；技术上：改进配套机制，探索新技术应用与架构转型；数据上：完善顶层设计，充分释放大数据价值。

（唐建伟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刘学智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