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发布时间：2021-04-12 08:30:38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马萍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额下降、港口出现拥堵、企业债务走高，致使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整体趋于收缩、风险敞口加大。值得关注的是，受前期防控不力叠加疫情反弹影响，无论是从进出口表现、物流压力，还是违约风险角度看，欧美地区风险均高于亚洲地区。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以提升效率和承保规模为由，主张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领域推动商业化经营，由私营机构主导，为此欧美市场商业保险公司压力陡增。对比欧美商业保险公司与我国政策性保险机构的疫情应对举措可得，政策性机构在经济危机时期可弥补商业性机构下降的市场份额，以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和更强的定向调控意图，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这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实现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的互补协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疫情使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更为谨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截至2021年4月5日，全球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累计超1.31亿，美国为疫情最严重国家，累计确诊超3141.6万人。欧洲亦为疫情重灾区，且历经三轮反弹，法国、英国累计确诊病例均突破400万。疫情冲击下，各国先后实施的大规模封锁措施及其引发的产业链中断致使全球需求锐减，居民部门消费减少、企业部门生产投资萎缩，经济下行趋势显著。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额总体大幅下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降9.2%。就区域而言，欧洲和北美地区进出口均大幅下降，二者出口额降幅超过20%，进口额分别下降19.3%和14.5%。相比之下，亚洲所受冲击较小，出口仅下降6.1%，进口下降7.1%。贸易额减少直接意味着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潜在业务规模的缩小。2020年上半年，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增速放缓，与此同时信用风险放大。根据UBS投资银行分析师估计，由疫情引发的信用保险损失在未来两年将达80亿至600亿美元。
随着圣诞、新年以及春节等节日的相继到来，全球跨境物流服务需求持续快速上升。然而，由于2021年初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地区出现反弹，各国再度加强边境管制、检疫措施，包括英国、西班牙在内的多国出现港口拥堵，全球集装箱周转速度下降，装卸货劳动力不足，物流压力显著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出口企业的风险敞口明显增大。一方面，物流延误导致目的港无人提货的可能性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多数班轮公司在疫情全球暴发伊始对国际航运形势预期悲观，2020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班轮公司运力大幅缩减，相应舱位难以匹配激增的市场需求，部分航线爆仓甩货现象频现。据国桥远航中国战略发展总监指出，目前慢航违约甩箱率高达13%-14%，这也使得海运贸易风险走高。
据全球资产管理集团骏利亨德森（Janus Henderson）发布的《公司债务指数报告》估计，为应对疫情冲击，维持现金流平衡，2020年全球900家主要企业累计新增净债务约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部分公司，如大众汽车债务总量已达南非、匈牙利等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从区域来看，美国和欧洲企业相较亚洲企业负债更高。根据中金公司发布的海外宏观专题报告，2020年二季度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比例较2019年四季度上升7.8个百分点至83.5％，企业偿债比例上升2.2个百分点至48.5％。与此同时，欧元区企业今年上半年债务规模增加超4000亿欧元，而2019年全年仅增2890亿欧元。尽管欧美企业发债短期有利于避免破产集中爆发，但此举仅可递延风险。一旦疫情期间的政府支持措施终止，相关企业仍可能陷入违约和破产的恶性循环。这使得欧美商业保险公司在承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时更为谨慎。
商业公司与政策性机构的风险应对不同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绝大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但由于危机时期商业保险公司往往出于利润考量而收缩市场份额，为应对私营部门承保能力下降，同时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多出台信贷框架，支持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及时补位。在疫情冲击下，政策性信用保险机构发挥着稳定外贸基本盘、实现逆周期调节的重要作用。
商业保险公司风险应对表现
由于商业性保险在市场中依据价格信号、供求关系等运作，当疫情导致企业破产风险、付款延迟风险等激增时，商业保险公司必然会调整承保范围，降低风险偏好，以防出现赔付率激增现象。在汽车和航空等行业受疫情冲击严重背景下，大宗商品交易商Traxys由于行业信贷覆盖率恶化，于2020年底前退出北美铅锌金属交易市场。为此，保险公司对铝和镍等金属行业企业投保持消极态度。除缩小承保范围外，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亦选择提高保费以降低亏损。与此同时，企业需提供更多、更新的信息，以满足保险公司日趋严格的风险审查要求。尽管多数商业保险公司亦采取了延长付款期限、宽限通知时间、放宽行政义务等措施，但却无法满足企业对短期出口应收款保险的迫切需求。商业性保险实际上仅能发挥顺周期调节功能，在危机时期往往面临市场失灵问题，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在此背景下，政策性保险机构则在政府的干预行为和宏观调控下，发挥经济调节、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等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政策性保险机构风险应对措施
在上述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通过《国家援助临时性框架》（State Aid Temporary Framework），允许政策性保险机构承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在临时性框架出台后，91%的欧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表示参与，61%的机构报告了其直接承保或通过再保的所谓“可市场化风险”。据伯尔尼协会统计，其政策性保险机构会员主要采取了向投保人提供支持、加大承保范围、刺激流动性、降低违约率等应对手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2020年上半年世界主要区域商品贸易指标
（以2012年一季度为基期）
王梓/制图
政策性保险机构优势显现
尽管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均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但二者在资源配置方式、机制、数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前者依据市场机制运作，而后者则受政府指令和干预，一定程度上构成市场机制的补充和矫正。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在此次疫情中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为例，展现了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优势。
一方面，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拥有更高风险承担意愿。由于奉行保本经营原则，且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部分由国家预算补充，政府财政提供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性保险机构拥有高于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意愿，在保险费率、承保规模上更具灵活性。为缓解疫情对外贸的冲击，中国信保实施更加积极的承保政策，适度放宽承保条件，提升风险容忍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2020年上半年公司总承保金额达3246.1亿美元，同比增长5.9%；服务企业12.6万家，同比增长21.1%。此外，中国信保加大出运前风险保障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大胆开拓市场，上半年出口前附加险累计实现保额223亿美元，增长7.7倍。再次，为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国信保完善“政府+银行+保险”模式，与建设银行等130余家银行联合开展专项合作，加大保单融资支持。2020年上半年中国信保支持企业获得银行融资1343.5亿元，同比增长21.1%，极大释放了企业授信空间，大幅降低了贸易融资成本。上述举措实现了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另一方面，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具有更强定向调控意图。如前所述，由于拥有较为灵活的费率调节能力，政策性保险机构可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对特定行业、企业或项目实施不同费率水平，进而支持或限制目标领域发展，实现定向调控。如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信保分别强化对重点市场、行业、企业的支持。首先，加强对美国及其他多元化市场的承保支持，保额分别增长1.7%和1.8%。其次，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制定电子信息、家电等行业政策，精准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其中电子信息行业保额增长14.9%。再次，出台系列专项措施，支持小微出口企业发展。在保险费率方面，实施针对性降费，允许困难企业延缓缴费，小微业务平均费率下降31.8%；在数字化服务方面，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合作，优化推广小微业务线上操作和服务。2020年上半年，中国信保服务支持小微客户9.7万家，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小微客户覆盖率提高4.9个百分点，达30.6%。
对比欧美与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中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作用，笔者发现，二者呈相向发展的路径。欧美政策性机构遭监管者打压，仅担当“最后保险人”的角色；而我国政策性机构则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但市场化运作水平有待提升。未来，两者可采取互补、协作的方式，根据本国国情对角色定位、运作模式、具体操作等方面进行调整，共同走向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互补协作之路，平衡政府与市场力量，打破市场周期性供给不足的死结。
欧美政策性机构“最后保险人”角色转换
从欧美国家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结构来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往往充当“最后保险人”（Insur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难以参与市场竞争。以英国出口信用担保局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例，两家机构在疫情危机前仅经营政策性业务，不以盈利为目标，重点支持航空、核能、国防工业等政策性导向行业，对于其他领域业务的承保受限。政策性保险机构被动、补充性的职能定位使机构发展趋于平缓，业务规模相对有限，逐渐面临边缘化境遇。然而，在经济危机时期，一旦遭遇市场失灵，私营部门承保能力萎缩，政策性机构又被要求填补私营部门空缺，这意味着保险机构仍需维持自身收支平衡。而理论上，要实现收支平衡，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需维持足够的业务量，进而获得其所需的收入、专业技术和经验，但这与机构被周期性贮藏、不得与私营机构竞争的现状存在矛盾。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金融在过去十年间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日益显性化，实体产业、居民信心、社会治理等各领域遭受全方位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2020年3月，美股四次熔断并引领全球股市大跌。在金融市场多年持续繁荣后，美国经济现已处于扩张周期尾部。再观欧洲，疫情复发使欧洲本就疲软的复苏势头再受重创，加大财政失衡压力。此外，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加剧经济保护主义倾向，在长期困局与短期冲击下，全球贸易局势更加严峻。因此，在未来较长时间的经济下行周期，为应对上述风险，政策性保险机制宜趋向常态化，由“最后保险人”转变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
在转变角色的过程中，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尤其可在支持中小企业、承担较高风险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政策性机构亦可与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合作，通过为商业性公司提供再保险的方式参与短期出口信用风险承保。这一转变也意味着监管层需更多从偿付能力、费率厘定、风险质量等方面约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而非以界限模糊的“可市场化风险”条款将其武断逐出市场。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优化方向
与欧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趋于边缘化不同的是，我国政策性保险则面临进一步放开市场、加强商业化经营的任务。近年来，我国已在这一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例如，2013年财政部首次批准商业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试点经营短期出口信用保险。2014年5月，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进一步扩大为平安产险、太平洋产险、大地保险三家。与此同时，2020年5月出台的《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亦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纳入监管范围，从经营资质、承保限额和内控管理等方面明确融资性信保业务的经营要求。未来，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领域有望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协调发展，解决由于中国信保垄断经营造成出口覆盖率偏低、服务网点不全面等问题。
尽管中国信保承担着执行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职能，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也需积极运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收支平衡。一方面，要摆脱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科学的费率体系。应依循市场规则，根据信用期限、出口地区、投保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投保规模、买方资信水平、赔付比例等计算费率，对一些中小企业、出险频率较低的企业或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在保证风险可控的范围内适当降低费率。另一方面，要强化国家风险监管，明确监督部门权责。目前，中国信保以分账方式兼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其在接受银保监会监管的同时，亦接受财政部对其具体业务开展的管理。因此需明确两部门权责，建立监督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考评，应更侧重其政策性目标的实现情况，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经营结果。
此外，面对疫情冲击，政策性保险机构可在产品和机制层面积极创新。例如，将巨灾债券机制引入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将巨灾风险分散至债券市场，由众多投资人共同承担，提高机构对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由于巨灾保险满足公共物品属性，具有正外部性特点，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发起，以政府财政支持为后盾，利于刺激保险端和债券投资端的有效需求。此外，由于疫情冲击对单一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专业技术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更大挑战，为降低风险敞口，中国信保亦可考虑与“一带一路”再保共同体合作，推动商业性机构与政策性机构的合作，凝聚行业各方力量，共享承保能力，整合服务资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马萍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额下降、港口出现拥堵、企业债务走高，致使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整体趋于收缩、风险敞口加大。值得关注的是，受前期防控不力叠加疫情反弹影响，无论是从进出口表现、物流压力，还是违约风险角度看，欧美地区风险均高于亚洲地区。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以提升效率和承保规模为由，主张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领域推动商业化经营，由私营机构主导，为此欧美市场商业保险公司压力陡增。对比欧美商业保险公司与我国政策性保险机构的疫情应对举措可得，政策性机构在经济危机时期可弥补商业性机构下降的市场份额，以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和更强的定向调控意图，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这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实现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的互补协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疫情使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更为谨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截至2021年4月5日，全球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累计超1.31亿，美国为疫情最严重国家，累计确诊超3141.6万人。欧洲亦为疫情重灾区，且历经三轮反弹，法国、英国累计确诊病例均突破400万。疫情冲击下，各国先后实施的大规模封锁措施及其引发的产业链中断致使全球需求锐减，居民部门消费减少、企业部门生产投资萎缩，经济下行趋势显著。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额总体大幅下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降9.2%。就区域而言，欧洲和北美地区进出口均大幅下降，二者出口额降幅超过20%，进口额分别下降19.3%和14.5%。相比之下，亚洲所受冲击较小，出口仅下降6.1%，进口下降7.1%。贸易额减少直接意味着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潜在业务规模的缩小。2020年上半年，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增速放缓，与此同时信用风险放大。根据UBS投资银行分析师估计，由疫情引发的信用保险损失在未来两年将达80亿至600亿美元。
随着圣诞、新年以及春节等节日的相继到来，全球跨境物流服务需求持续快速上升。然而，由于2021年初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地区出现反弹，各国再度加强边境管制、检疫措施，包括英国、西班牙在内的多国出现港口拥堵，全球集装箱周转速度下降，装卸货劳动力不足，物流压力显著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出口企业的风险敞口明显增大。一方面，物流延误导致目的港无人提货的可能性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多数班轮公司在疫情全球暴发伊始对国际航运形势预期悲观，2020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班轮公司运力大幅缩减，相应舱位难以匹配激增的市场需求，部分航线爆仓甩货现象频现。据国桥远航中国战略发展总监指出，目前慢航违约甩箱率高达13%-14%，这也使得海运贸易风险走高。
据全球资产管理集团骏利亨德森（Janus Henderson）发布的《公司债务指数报告》估计，为应对疫情冲击，维持现金流平衡，2020年全球900家主要企业累计新增净债务约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部分公司，如大众汽车债务总量已达南非、匈牙利等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从区域来看，美国和欧洲企业相较亚洲企业负债更高。根据中金公司发布的海外宏观专题报告，2020年二季度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比例较2019年四季度上升7.8个百分点至83.5％，企业偿债比例上升2.2个百分点至48.5％。与此同时，欧元区企业今年上半年债务规模增加超4000亿欧元，而2019年全年仅增2890亿欧元。尽管欧美企业发债短期有利于避免破产集中爆发，但此举仅可递延风险。一旦疫情期间的政府支持措施终止，相关企业仍可能陷入违约和破产的恶性循环。这使得欧美商业保险公司在承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时更为谨慎。
商业公司与政策性机构的风险应对不同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绝大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但由于危机时期商业保险公司往往出于利润考量而收缩市场份额，为应对私营部门承保能力下降，同时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多出台信贷框架，支持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及时补位。在疫情冲击下，政策性信用保险机构发挥着稳定外贸基本盘、实现逆周期调节的重要作用。
商业保险公司风险应对表现
由于商业性保险在市场中依据价格信号、供求关系等运作，当疫情导致企业破产风险、付款延迟风险等激增时，商业保险公司必然会调整承保范围，降低风险偏好，以防出现赔付率激增现象。在汽车和航空等行业受疫情冲击严重背景下，大宗商品交易商Traxys由于行业信贷覆盖率恶化，于2020年底前退出北美铅锌金属交易市场。为此，保险公司对铝和镍等金属行业企业投保持消极态度。除缩小承保范围外，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亦选择提高保费以降低亏损。与此同时，企业需提供更多、更新的信息，以满足保险公司日趋严格的风险审查要求。尽管多数商业保险公司亦采取了延长付款期限、宽限通知时间、放宽行政义务等措施，但却无法满足企业对短期出口应收款保险的迫切需求。商业性保险实际上仅能发挥顺周期调节功能，在危机时期往往面临市场失灵问题，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在此背景下，政策性保险机构则在政府的干预行为和宏观调控下，发挥经济调节、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等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政策性保险机构风险应对措施
在上述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通过《国家援助临时性框架》（State Aid Temporary Framework），允许政策性保险机构承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在临时性框架出台后，91%的欧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表示参与，61%的机构报告了其直接承保或通过再保的所谓“可市场化风险”。据伯尔尼协会统计，其政策性保险机构会员主要采取了向投保人提供支持、加大承保范围、刺激流动性、降低违约率等应对手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2020年上半年世界主要区域商品贸易指标
（以2012年一季度为基期）
王梓/制图
政策性保险机构优势显现
尽管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均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但二者在资源配置方式、机制、数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前者依据市场机制运作，而后者则受政府指令和干预，一定程度上构成市场机制的补充和矫正。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在此次疫情中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为例，展现了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优势。
一方面，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拥有更高风险承担意愿。由于奉行保本经营原则，且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部分由国家预算补充，政府财政提供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性保险机构拥有高于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意愿，在保险费率、承保规模上更具灵活性。为缓解疫情对外贸的冲击，中国信保实施更加积极的承保政策，适度放宽承保条件，提升风险容忍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2020年上半年公司总承保金额达3246.1亿美元，同比增长5.9%；服务企业12.6万家，同比增长21.1%。此外，中国信保加大出运前风险保障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大胆开拓市场，上半年出口前附加险累计实现保额223亿美元，增长7.7倍。再次，为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国信保完善“政府+银行+保险”模式，与建设银行等130余家银行联合开展专项合作，加大保单融资支持。2020年上半年中国信保支持企业获得银行融资1343.5亿元，同比增长21.1%，极大释放了企业授信空间，大幅降低了贸易融资成本。上述举措实现了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另一方面，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具有更强定向调控意图。如前所述，由于拥有较为灵活的费率调节能力，政策性保险机构可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对特定行业、企业或项目实施不同费率水平，进而支持或限制目标领域发展，实现定向调控。如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信保分别强化对重点市场、行业、企业的支持。首先，加强对美国及其他多元化市场的承保支持，保额分别增长1.7%和1.8%。其次，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制定电子信息、家电等行业政策，精准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其中电子信息行业保额增长14.9%。再次，出台系列专项措施，支持小微出口企业发展。在保险费率方面，实施针对性降费，允许困难企业延缓缴费，小微业务平均费率下降31.8%；在数字化服务方面，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合作，优化推广小微业务线上操作和服务。2020年上半年，中国信保服务支持小微客户9.7万家，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小微客户覆盖率提高4.9个百分点，达30.6%。
对比欧美与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中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作用，笔者发现，二者呈相向发展的路径。欧美政策性机构遭监管者打压，仅担当“最后保险人”的角色；而我国政策性机构则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但市场化运作水平有待提升。未来，两者可采取互补、协作的方式，根据本国国情对角色定位、运作模式、具体操作等方面进行调整，共同走向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互补协作之路，平衡政府与市场力量，打破市场周期性供给不足的死结。
欧美政策性机构“最后保险人”角色转换
从欧美国家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结构来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往往充当“最后保险人”（Insur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难以参与市场竞争。以英国出口信用担保局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例，两家机构在疫情危机前仅经营政策性业务，不以盈利为目标，重点支持航空、核能、国防工业等政策性导向行业，对于其他领域业务的承保受限。政策性保险机构被动、补充性的职能定位使机构发展趋于平缓，业务规模相对有限，逐渐面临边缘化境遇。然而，在经济危机时期，一旦遭遇市场失灵，私营部门承保能力萎缩，政策性机构又被要求填补私营部门空缺，这意味着保险机构仍需维持自身收支平衡。而理论上，要实现收支平衡，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需维持足够的业务量，进而获得其所需的收入、专业技术和经验，但这与机构被周期性贮藏、不得与私营机构竞争的现状存在矛盾。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金融在过去十年间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日益显性化，实体产业、居民信心、社会治理等各领域遭受全方位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2020年3月，美股四次熔断并引领全球股市大跌。在金融市场多年持续繁荣后，美国经济现已处于扩张周期尾部。再观欧洲，疫情复发使欧洲本就疲软的复苏势头再受重创，加大财政失衡压力。此外，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加剧经济保护主义倾向，在长期困局与短期冲击下，全球贸易局势更加严峻。因此，在未来较长时间的经济下行周期，为应对上述风险，政策性保险机制宜趋向常态化，由“最后保险人”转变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
在转变角色的过程中，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尤其可在支持中小企业、承担较高风险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政策性机构亦可与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合作，通过为商业性公司提供再保险的方式参与短期出口信用风险承保。这一转变也意味着监管层需更多从偿付能力、费率厘定、风险质量等方面约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而非以界限模糊的“可市场化风险”条款将其武断逐出市场。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优化方向
与欧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趋于边缘化不同的是，我国政策性保险则面临进一步放开市场、加强商业化经营的任务。近年来，我国已在这一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例如，2013年财政部首次批准商业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试点经营短期出口信用保险。2014年5月，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进一步扩大为平安产险、太平洋产险、大地保险三家。与此同时，2020年5月出台的《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亦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纳入监管范围，从经营资质、承保限额和内控管理等方面明确融资性信保业务的经营要求。未来，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领域有望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协调发展，解决由于中国信保垄断经营造成出口覆盖率偏低、服务网点不全面等问题。
尽管中国信保承担着执行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职能，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也需积极运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收支平衡。一方面，要摆脱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科学的费率体系。应依循市场规则，根据信用期限、出口地区、投保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投保规模、买方资信水平、赔付比例等计算费率，对一些中小企业、出险频率较低的企业或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在保证风险可控的范围内适当降低费率。另一方面，要强化国家风险监管，明确监督部门权责。目前，中国信保以分账方式兼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其在接受银保监会监管的同时，亦接受财政部对其具体业务开展的管理。因此需明确两部门权责，建立监督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考评，应更侧重其政策性目标的实现情况，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经营结果。
此外，面对疫情冲击，政策性保险机构可在产品和机制层面积极创新。例如，将巨灾债券机制引入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将巨灾风险分散至债券市场，由众多投资人共同承担，提高机构对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由于巨灾保险满足公共物品属性，具有正外部性特点，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发起，以政府财政支持为后盾，利于刺激保险端和债券投资端的有效需求。此外，由于疫情冲击对单一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专业技术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更大挑战，为降低风险敞口，中国信保亦可考虑与“一带一路”再保共同体合作，推动商业性机构与政策性机构的合作，凝聚行业各方力量，共享承保能力，整合服务资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