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普惠金融合作（上）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委员会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不足的中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区域广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较多，第一产业和小微经济占比较大，对普惠金融需求旺盛，而普惠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更宏观的国际视野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普惠金融和“一带一路”建设之间既存在着丰富的联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推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沿线各国金融合作不断加深。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从绘就总体布局的“大写意”，到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的“工笔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也从前期的大项目、大资金逐步向小项目、普惠金融等方面扩展。

开展普惠金融合作意义深远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政治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推动国际普惠金融合作，对于不同发展程度上的国家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开展普惠金融合作有助于其获取资金和技术，从而更好地建设本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同时，“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其他经济合作与贸易的顺畅进行。金融科技先进技术可更好地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通过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本土化”对接，盘活当地资源，培养当地人才，服务当地民众。

其次，由于普惠金融相对于传统金融的特殊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更容易探索出一些贴合本国国情的创新型业务，例如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和马来西亚的代理银行模式。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开展普惠金融合作有助于其借鉴他国先进的普惠金融经验，拓宽自身视野，从而制订出适合本国的普惠金融政策。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颁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并提出到2020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要居于世界中上游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政府不断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和监管治理框架，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同时注重提升整个金融行业的普惠金融能力。《普惠金融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已经超过了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省）的普惠金融水平逼近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同时，中国是世界上移动支付最活跃的国家，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推动普惠金融的快速增长。

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金融基础设施是指为各类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及制度安排，是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平台，有助于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促进金融资源均衡分布，引导各类金融服务主体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程度不同，是当前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普惠金融发展鸿沟的原因之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指出疫情再次印证了加强全球跨境支付安排的必要性，以促进更便宜、快速、更具包容性和更透明的支付交易，包括侨汇。《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中提到推动金融领域、数字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安全、可靠、可信的公众服务，仍是亚洲各国普惠金融需要推动的工作。

东南亚部分国家选择与国际知名个人征信机构开展合作，以获得技术或者资金支持。柬埔寨、缅甸、越南等三国分别通过引入艾可飞（Equifax）、科孚（CRIF）帮助其提升国内征信系统建设，泰国、菲律宾则引入环联（TransUnion）、康普斯坎（Compuscan）公司帮助提升个人征信服务水平。柬埔寨的征信公司柬埔寨信用局（CBC）是目前亚太地区运营最好的个人征信机构之一，这家机构是由国际金融公司（IFC）帮助、中央银行支持、银行业协会和小微金融机构协会占大股建立起来的。相较经济发展水平更为超前的征信体系，毫无疑问为其包括普惠金融在内的整体金融活动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自2017年起，中国政府领导人和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均在公开场所表达了对于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视。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从而导致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合作主要在基础金融设施搭建方面。2017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主题会议上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有助于保证金融市场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要推动以社区银行、互联网/电信支付为代表的普惠金融发展。

为了响应国家对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金融基础建设的号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与卡塔尔商会指定的平台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中阿立购”会员专属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存款、货币兑换、资金管理、国际结算、贸易融资、保函担保、财务顾问等一体化的全方位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可实现自动对账、自动清算、信息查询一体化的全流程、线上化服务。2018年4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和蚂蚁金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战略合作意向联合声明，计划向“一带一路”国家及全球推广数字普惠金融。

“格莱珉模式”启示

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运作最成功的、影响力最大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之一。格莱珉银行目前在全球41个国家，帮助近两千万个家庭摆脱了贫困，全部贷款回收率高达 99%。中国建设银行在2014年将“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了发展规划，并专门成立服务“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在2018年将普惠金融确立为全行发展战略，与格莱珉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将著名的“格莱珉模式”引入中国国内，开展妇女创业贷款项目，目前在陕西安康、河南兰考、广东深圳等落地合作机构9家。

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面临着金融服务不足的状况，因此除了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普惠金融探索之外，与其他机构合作可以为普惠金融发展开拓新思路。代理银行模式是指在缺乏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商业银行与药店、邮局、超市等商业实体达成协议，通过其商业网点为当地居民提供部分基础金融服务（如存取款、查询余额等），从而实现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和延伸。代理银行模式最早起源于巴西，马拉西亚央行（BNM）于2012年发布代理银行（AB）指引，目前已经成为其国内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尤其是缺少银行网点的区域。除此之外，孟加拉国、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将代理银行模式引进国内。

作为在普惠金融服务方面探索较早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发挥在“三农”金融、普惠金融、金融扶贫等领域的经验和优势，以金融技术援助方式，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将与塔吉克斯坦农业投资银行的合作模式，逐步推广到其他中亚国家，搭建更为紧密的农业金融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