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六问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双碳”目标提出后，绿色金融受关注程度更是直线上升。尽管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但公众对于绿色金融仍有不少关心的问题。

我国落实“双碳”目标要考虑哪些独特国情？

“我国减碳工作不能‘单打一’，而应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中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一些重要区别。这些差异客观上要求我国在落实“双碳”目标时建立降碳、治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不可有所偏废。就降碳与治污协同而言，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的减排具有同源性，如果采取降碳、治污协同治理，就能用积极性更高的治污带动积极性相对较低的减碳。就降碳和增绿协同而言，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就降碳和增长协同而言，现在我国大力发展的高生产率、低成本、少排放的绿色技术，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就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由此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能力，不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刘世锦强调道。

北京绿色金融交易所展位。

只要“节能”就能实现“减碳”吗？

绿色环保行业近期有一个争议性问题——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地方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实现“双碳”目标，抓手就是能耗的“双控”，提出能耗“双控”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这个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效果还需要再加以讨论。

“要明确的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刘世锦表示，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国的目标是，在保证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刚过1万美元，根据规划，到2035年，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按现价美元计算的3万至4万美元左右，我国距此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这意味着，我国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也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所以，如果能源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我国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在国际上是何水平？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以及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工具和政策，建立支持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性金融制度安排。

从国际上看，我国发布的系统性的绿色金融指导意见开创了全球绿色金融制度的先例。据马险峰介绍，2018年3月，欧盟发布了名为《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此后又出台了分类法等细化的政策措施。但整体来看，欧盟的行动计划主要聚焦可持续信息披露、可持续经济活动等基准方面，与我国相比，缺少在政策层面推动各类绿色金融工具发展，这说明我国的政策信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对实践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选择在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现阶段，北京的绿色金融是先行于全国的。2015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在北京成立。过去6年来，绿金委推动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等不断扩维增效，在绿色金融的理论、政策、生态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推进，绿色金融的基础资产池将明显扩容。北京有望依托更加开放的市场，配合更加优惠的制度安排，吸引境外资金投资到境内的绿色场景中来，促进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的提升，实现绿色金融的产品谱系、体量质量向全球水平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还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认为，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集聚了国家金融管理的核心机构，集齐了绿色金融的核心要素，通过实施国家各项绿色金融政策，开展政策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完全有可能形成绿色金融发展的“北京模式”。考虑到北京基础条件优越，政策支持、市场规模、国际化水平、产业创新能力、人才储备等优势都较为明显，北京未来应将标准构建、业务创新和科技赋能作为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主要发力方向。

为什么要加速引导ESG（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投资在中国落地？

与传统的财务绩效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估标准相对应，ESG可以评估企业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绩效。通过观测企业的ESG绩效，投资者能够评估自身的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风险和机遇。大量学术研究和投资实践表明，ESG因子能够带来超额收益并且规避风险，因此广受投资者认可。目前全球ESG投资规模已达3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资产规模的1/3以上，ESG投资已成全球趋势。现阶段，我国从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ESG在国内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随着中国持续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海外资金影响着中国资管行业的投资理念，ESG在市场上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养老金、保险金等中长线资金入市也推动着ESG的发展。

与此同时，“双碳”目标的落地带来了中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ESG投资将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

不过，万得（Wind）ESG业务负责人张贝直言，ESG投资在中国落地仍然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缺乏适用于中国本土企业的ESG评价体系；二是目前整个A股ESG信息披露率仅为25%，且披露的内容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对于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处理难度较高；三是企业披露的ESG报告的频率一般是一年一次，投资者无法及时获悉企业的ESG风险信息，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披露，投资者无法了解其实际运营过程中的ESG风险。

绿色保险的推广和发展为什么效果有限？

在绿色金融领域，保险不仅可以起到风险承担和风险分散，同时还是重要的投资主体。但作为新事物，绿色保险机制在建立过程中也需要破解一些难题，机制定价缺乏经验数据就是其中之一。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青指出，绿色保险致力于服务和保障传统企业低碳转型，由于涉及的是新兴领域，因此如何对绿色产品定价是保险机构面临的首要难题。具体来说，数据积累不足、数据深度和广度不够、产品和服务研发缺少对防线的可靠测算，这些都导致产品和服务无法定价；传统的数据收集和积累方式目前尚无法满足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研发需求；目前创新研发的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多还处于试点阶段，绿色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方都对潜在风险缺乏可靠的判断，因此影响着绿色保险的推广和发展。

若想解决上述问题，张青认为要从多方面发力：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绿色保险机制顶层设计，通过立法明确企业的ESG责任，同时给予市场化主体更多选择权，比如就ESG责任向企业收取风险抵押金，同时提供保险，既给压力也给出路，疏堵并举；二是加强企业参与绿色保险的引导，用绿色保险降低生态成本，通过政府引导在体制机制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三是发挥行业再保险引领作用，促进绿色保险发展。“再保险本身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和风险处置方面有一定优势，且再保险的国际化属性也能帮助中国绿色保险的标准向全球推进”；四是推进绿色保险和绿色信贷融合发展。“目前信贷资本占用没有考虑保险的缓释作用，绿色保险可以增加企业还款能力，促进绿色保险和绿色信贷的额度、费率挂钩，向绿色倾斜，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持。”张青如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