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绿色金融枝繁叶茂

编者按：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9月7日在北京落幕。绿色金融是服贸会的重头戏。参展的100余家中外金融机构中，多家机构展示了服务“双碳”目标的新产品、新技术，带动金融掀起助力绿色经济的新高潮。同时，多个论坛为与会嘉宾搭建了交流绿色金融经验、建言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中心的平台。服贸会期间，研究机构还发布了《ESG基金：国际实践与中国体系构建》等多份绿色金融领域的权威研究报告。本专题聚焦服贸会上有关专家观点，对绿色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详细梳理，力图找出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

 

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记者 胡杨 仇兆燕

2020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

分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具体来说，这将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引发配套制度的创新、生活生产方式及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马险峰看来，“双碳”目标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投融资需求。测算数据显示，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的国内资金投入规模介于150万亿至30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年均投资3.75万亿元至7.5万亿元，碳达峰支持的相关行业投资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巨量的融资需求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各类投资风口不断涌现。

随着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于今年正式开市，公开透明、公平权威的碳排放价格得以形成，将为减排技术创新提供更加清晰的激励机制。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碳市场本质上是金融市场，主要是进行资金的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马险峰解释，与普通的大宗商品市场相比，碳市场不仅具备满足当前交易的基本功能，更重要的是，其能基于碳价格信号实现跨周期投资和风险管理，这属于典型的金融功能。以欧洲为例，欧盟2011年制定的反市场操作指令、透明度指令、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等提案明确将欧盟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纳入金融工具监管体系。在欧洲，碳期货和碳现货交易几乎同步发生，碳期货市场已发展到碳现货市场规模的20倍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逐渐完善绿色金融配套机制的建设。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首批被纳入碳市场的2160多家发电企业覆盖了规模4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试点时期的10倍，成为全球减排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未来，传统工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相关减排企业也会被纳入碳市场交易。为有效帮助控排企业提前锁定减排成本，规避碳价格波动风险，今年4月19日，我国还批准成立了广州期货交易所，目前正在积极稳妥推进碳期货的研发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推动出台碳排放权的相关期货品种。

另外，越来越多地区把发展绿色金融纳入战略决策，探索树立“绿色金融”的发展定位。2017年以来，国务院批准6省9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区域性的绿色金融的创新发展。北京作为首批直辖市，申请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中提出的“支持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要求。

在本次服贸会的金融服务专题展上，绿色金融也是最受社会关注的概念之一。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涵盖绿色融资、绿色租赁、绿色基金、绿色投资和绿色消费等，充分展现金融对新能源、节能环保、建筑、交通、工业等行业的支持。

 

绿色金融发展六问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双碳”目标提出后，绿色金融受关注程度更是直线上升。尽管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但公众对于绿色金融仍有不少关心的问题。

我国落实“双碳”目标要考虑哪些独特国情？

“我国减碳工作不能‘单打一’，而应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中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一些重要区别。这些差异客观上要求我国在落实“双碳”目标时建立降碳、治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不可有所偏废。就降碳与治污协同而言，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的减排具有同源性，如果采取降碳、治污协同治理，就能用积极性更高的治污带动积极性相对较低的减碳。就降碳和增绿协同而言，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就降碳和增长协同而言，现在我国大力发展的高生产率、低成本、少排放的绿色技术，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就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由此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能力，不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刘世锦强调道。

北京绿色金融交易所展位。

只要“节能”就能实现“减碳”吗？

绿色环保行业近期有一个争议性问题——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地方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实现“双碳”目标，抓手就是能耗的“双控”，提出能耗“双控”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这个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效果还需要再加以讨论。

“要明确的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刘世锦表示，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国的目标是，在保证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刚过1万美元，根据规划，到2035年，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按现价美元计算的3万至4万美元左右，我国距此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这意味着，我国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也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所以，如果能源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我国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在国际上是何水平？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以及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工具和政策，建立支持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性金融制度安排。

从国际上看，我国发布的系统性的绿色金融指导意见开创了全球绿色金融制度的先例。据马险峰介绍，2018年3月，欧盟发布了名为《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此后又出台了分类法等细化的政策措施。但整体来看，欧盟的行动计划主要聚焦可持续信息披露、可持续经济活动等基准方面，与我国相比，缺少在政策层面推动各类绿色金融工具发展，这说明我国的政策信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对实践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选择在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现阶段，北京的绿色金融是先行于全国的。2015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在北京成立。过去6年来，绿金委推动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等不断扩维增效，在绿色金融的理论、政策、生态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推进，绿色金融的基础资产池将明显扩容。北京有望依托更加开放的市场，配合更加优惠的制度安排，吸引境外资金投资到境内的绿色场景中来，促进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的提升，实现绿色金融的产品谱系、体量质量向全球水平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还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认为，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集聚了国家金融管理的核心机构，集齐了绿色金融的核心要素，通过实施国家各项绿色金融政策，开展政策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完全有可能形成绿色金融发展的“北京模式”。考虑到北京基础条件优越，政策支持、市场规模、国际化水平、产业创新能力、人才储备等优势都较为明显，北京未来应将标准构建、业务创新和科技赋能作为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主要发力方向。

为什么要加速引导ESG（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投资在中国落地？

与传统的财务绩效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估标准相对应，ESG可以评估企业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绩效。通过观测企业的ESG绩效，投资者能够评估自身的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风险和机遇。大量学术研究和投资实践表明，ESG因子能够带来超额收益并且规避风险，因此广受投资者认可。目前全球ESG投资规模已达3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资产规模的1/3以上，ESG投资已成全球趋势。现阶段，我国从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ESG在国内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随着中国持续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海外资金影响着中国资管行业的投资理念，ESG在市场上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养老金、保险金等中长线资金入市也推动着ESG的发展。

与此同时，“双碳”目标的落地带来了中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ESG投资将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

不过，万得（Wind）ESG业务负责人张贝直言，ESG投资在中国落地仍然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缺乏适用于中国本土企业的ESG评价体系；二是目前整个A股ESG信息披露率仅为25%，且披露的内容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对于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处理难度较高；三是企业披露的ESG报告的频率一般是一年一次，投资者无法及时获悉企业的ESG风险信息，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披露，投资者无法了解其实际运营过程中的ESG风险。

绿色保险的推广和发展为什么效果有限？

在绿色金融领域，保险不仅可以起到风险承担和风险分散，同时还是重要的投资主体。但作为新事物，绿色保险机制在建立过程中也需要破解一些难题，机制定价缺乏经验数据就是其中之一。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青指出，绿色保险致力于服务和保障传统企业低碳转型，由于涉及的是新兴领域，因此如何对绿色产品定价是保险机构面临的首要难题。具体来说，数据积累不足、数据深度和广度不够、产品和服务研发缺少对防线的可靠测算，这些都导致产品和服务无法定价；传统的数据收集和积累方式目前尚无法满足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研发需求；目前创新研发的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多还处于试点阶段，绿色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方都对潜在风险缺乏可靠的判断，因此影响着绿色保险的推广和发展。

若想解决上述问题，张青认为要从多方面发力：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绿色保险机制顶层设计，通过立法明确企业的ESG责任，同时给予市场化主体更多选择权，比如就ESG责任向企业收取风险抵押金，同时提供保险，既给压力也给出路，疏堵并举；二是加强企业参与绿色保险的引导，用绿色保险降低生态成本，通过政府引导在体制机制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三是发挥行业再保险引领作用，促进绿色保险发展。“再保险本身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和风险处置方面有一定优势，且再保险的国际化属性也能帮助中国绿色保险的标准向全球推进”；四是推进绿色保险和绿色信贷融合发展。“目前信贷资本占用没有考虑保险的缓释作用，绿色保险可以增加企业还款能力，促进绿色保险和绿色信贷的额度、费率挂钩，向绿色倾斜，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持。”张青如此建议。

 

“双碳”转型：市场要起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都在不断发展和成熟。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6.5%，比一季度末高1.9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4.6个百分点，位居全球第一。

下一步，绿色金融的发展将主要围绕“创新”两个字展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想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根本上要靠绿色技术驱动，要大规模、系统性地用绿色技术替换传统技术。而所谓的绿色技术，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的，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的，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成本上有竞争力的。“以光伏产业为例，十年前，光伏发电的成本与燃煤发电相比毫无竞争力。但是随后的时间里，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80%至90%，现在已经可以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相竞争，甚至成本已经低于燃煤发电。”这都是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

市场还要不要、能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刘世锦坦言，从目前来看，客观上还做不到让市场机制在绿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进入“双碳”转型期，必须实现制度创新，努力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而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产权和绿色责任后，市场就能够起作用。“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他比喻道。

此外，只有引导和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才能让绿色金融“活”起来，才能更好地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大量的绿色投资形成之后，绿色资产会越来越多，特别需要金融能够创新各种不同产品，为这些绿色资产的变现和交易提供更好的平台及服务。今后，当光电、风电、分布式能源等越来越多的绿能替代产生后，如果有更好的金融创新产品来覆盖、打包这些资产，同时提供交易的平台和服务，投资就会变得更加流动，投资变现渠道也会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