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胀已现拐点

□刘晓曙

货币带动：持续宽松的僵硬货币政策引起美国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

今年以来，美国物价快速上涨，这跟美国一年多来持续宽松的僵硬货币政策有显著关系。去年疫情发生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疫情发生后，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员、商品、要素等的流动。这些阻碍意味着交易难度的上升、交易成本的增加。受此影响，交易数量有所下降，货币流通速度也随之放缓。货币流通速度(V)受到阻滞，抵消了货币超发对物价的冲击，因此，在2020年美国并未出现令人担心的通货膨胀。但是随着疫情的常态化以及疫苗的普及，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生产、消费也逐步恢复正常，货币流通速度(V)逐渐正常化，而美国广义货币M2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发生货币严重超发。

在两年GDP平均增速并未显著提高的条件下，根据数量方程式的恒等式要求，美国国内物价(P)必然上涨。与货币流通速度不相称的货币超发会降低实际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引起上游工业品价格和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涨；同时，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和预期作用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带动消费品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由于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少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货币政策更多是影响消费品价格，美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导致了美国的（核心）CPI高涨。

需求拉动：财政刺激下，美国临时性需求强劲

美国总需求刺激政策同样也带动了物价上行。去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颁布了2.2万亿美元纾困法案，直接将2万亿美元给到企业和居民；今年3月份拜登的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又直接向美国民众提供了高额救济金（年收入为7.5万美元或不足7.5万美元的个人，以及年收入为15万美元或不足15万美元的夫妇每人获得1400美元救助支票），美国居民收入并未因疫情而受损，部分居民收入甚至大幅增加。疫情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个人接受政府转移支付的同比走势基本一致，增长最快的两个时点也刚好对应着两次大规模的财政“发钱”。

美国直接发钱的措施，让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全民的消费能力及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特别是，美国耐用品的需求迅速回升，成为美国经济持续修复的重要推动力。今年3月以来，美国的零售销售大幅上升，其中以汽车、家居用品、电子产品为代表的耐用品销售强势反弹并快速增长，带动了美国消费整体水平。在消费端强劲需求的拉动下，上游生产成本的上涨一改过去难以传导至下游及消费品价格，CPI跟随PPI的大幅上扬出现跟涨。美国此轮通货膨胀过程中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两种类型都有，最终呈现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均出现大幅度上涨的局面。

概括起来，全球经济总体复苏叠加全球错位复苏引起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发生了罕见的上涨幅度，推动（核心）CPI上涨；同时，在美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多轮财政政策刺激下，货币带动与需求拉动叠加成本推动共同发力，最终引起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高通胀局面。

美国通货膨胀拐点已现：成本推动、需求拉动以及货币带动开始乏力

首先，经济在向常态回归。一方面，随着全球疫苗接种速度不断加快，大宗商品原材料的供需错配将得到逐渐纠偏，价格意外冲击将逐步恢复正常，成本推动因素开始卸力。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总需求（包括大宗商品原材料）下降。美国经济总需求的放缓还将直接降低（核心）CPI同比增幅。

其次，美国强刺激政策已开始回撤。在货币政策方面，随着就业数据的改善以及疫苗接种的普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已逐步弱化。在财政政策方面，随着美国失业率的降低、经济的复苏以及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美国再次大规模发放补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强刺激政策的退出让货币带动及需求拉动的高通胀开始变瘪。

（作者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资产管理人论坛理事）